中国要采取新的城镇化模式

《中国地产总裁》杂志：您一直在关注城镇化问题，并认为城镇化是解决中国经济问题的一把钥匙，中国应该采取新的城镇化模式。您的依据是什么？

巴曙松：关于城镇化对中国经济的促进作用，其实可以从以往的数据中得到一些端倪。1978－2012年，中国的城镇化率从18%提高到52.7%，城市人口从1.7亿提高到7.1亿，每年城市人口平均增加量超过1500万。这种举世瞩目的城镇化速度使中国成功实现了从贫困陷阱向中等收入国家的转变。可以预见的是，在未来20-25年里，中国的城镇化将进入到加速发展阶段的后半段，意味着城镇化率将从50%提升到70%，而在这段时间里，中国将面临着进入高收入国家还是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历史性拐点。

因此为使中国从中等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成功转变，并使中国未来的城镇化更有效率、更加包容和更可持续，中国需要采取一种新型的城镇化模式。这种新模式至少应该包括三个关键点：其一是使集聚效应和分工效应在生产率提升中发挥更突出的作用。其二是使人口城镇化居于更核心的地位。其三是使人口在不同区域、城市之间的流动更为便利，以实现人口按照自己的能力和意愿在所期望的地方就业。

这种新型的城镇化模式必然会产生不同的基础设施、城市开发和公共服务的新需求，而这种新需求则需要财政和金融部门来响应和提供。这种新需求主要体现在几个关键领域：第一是促进集聚效应和分工效应最大限度发挥的交通网络一体化建设基础设施需求。第二是有助于促进人口城镇化、促进社会包容性以及环境可持续的公共设施、教育、医疗等需求。第三是有助于推动人口城镇化的保障性、类保障性住房建设需求。未来的保障房建设仍然需要为外来流动人口和城市最低收入家庭提供基本住房保障、为城市“夹心层”和城市中低收入家庭提供过渡性住房、为城市棚户区家庭提供回迁和安置住房。

新城镇化产生融资需求

《中国地产总裁》杂志：您认为中国采用新的城镇化模式会带来与以往不同的融资需求，而解决好这些需求会给城镇化更有效率的外部环境。您能解释下您看到的不同融资需求都有哪些吗？

巴曙松：这些由于新城镇化模式带来与以往不同的融资需求，其实很容易理解。只要看新城镇化带来的变化就可以。

首先，虽然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的空间仍然存在，然而，下一个十年，既不会有像20世纪80年代的城市基础设施方面，大量历史欠债造成道路、电力、通讯、港口等普遍短缺的现象出现；也不会有20世纪90年代末的新一轮“投资拉动内需”、加入WTO与外需强劲增长时的处处基建需求。未来，为了使基础设施投资更为满足高效、包容、可持续的城镇化需求，基础设施投资需要转变思路。投融资主体需要转变，融资方式需要转变，而且不再走过去“遍地开花”的老路，需要更多考虑地方的产业转移、人口流动等因素。所以，投资的区域、领域、行业都将会因各地已有的存量建设、未来的要素变化、以及更为重要的新型城镇化的要求而有所差异化。

其次，尽管经过近年来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但是考虑到下一阶段新型城镇化模式的持续推进，仍将产生进一步的建设需求。目前来看，长珠三角的城市人均基础设施存量最高、中部地区远远落后，但即便是长三角地区也尚不及欧盟国家1990年的水平。比较来看，长珠三角地区当前的存量也仅仅与美国1972年、加拿大1979年和日本1976年水平相当，落后了发达国家40年；而西部、环渤海以及中原地区更是远远落后世界平均水平。这种较大的差距意味着，从未来的基础设施投资需求总量上看，可以大致测算2012-2020年的不同区域基础设施投资需求总量将达40多万亿，同时看到中部地区的投资需求最大，达到19万亿，其次是环渤海地区。另外，从未来的基础设施投资需求结构上看，中国铁路建设相对滞后，依然存在较大投资空间。并且随着基本的道路、桥梁等建设完善之后，政府的社会公共职能就愈显重要，城市污水的处理、燃气管道的铺设、城市绿化、垃圾处理、公园的建设等公共设施投资续期加大。

第三，城市公共交通建设空间依然存在，这也是促进人口流动、缩短通勤时间的重要举措。有研究表明，城市的拥堵正是城市的基础设施未跟上人口发展所致。以北京为例，一个人口超过2000万的都市，运营的地铁总长度仅372公里，人均不到2厘米，天津、重庆更是缺乏，这些离国际尚有较大差距，纽约市公共交通占总交通量的53%，市区铁路共27条，长443公里，所有车站通宵服务。

最后，农民工的市民化将带来教育、医疗以及文化等领域的均等化投资需求。随着户籍制度的推进，现居城市的无户籍从业者将主要带来城市教育、医疗、文化等的均等化需求。大致测算来看，对于现有流动人口，有至少1万所小学、400个剧场和50万张医院床位需要投资建设。

从这些新城镇化模式的内容可以看出融资的需求发生了很大变化，将会更多偏向民生领域，而这些也是政府和老百姓最关注的方面，解决好这些问题，能成为很多官员最大的业绩，也是社会稳定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