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岁时，当年两手空空来到北京的李甫已经在这里拥有3套房和3辆车。他决定给自己买一个玩具，一台鲜红色的法拉利F430，价值近400万。

“你知道我没有车的时候，最喜欢车的哪方面吗？就是在车里听歌。那时我坐在我们领导的别克里，觉得这音响效果也太好了，立体环绕啊！有车以后，我就喜欢车的自由，想去哪去哪，而且是纯私人空间，大喊大叫都没问题。后来有了跑车，就变成激情。发动机的轰鸣、提速，一切都在自己控制中的感觉太棒了。”说起对车的感觉，李甫带点孩子气的天真，东北话都飚出来了。

“我没什么贵人啊、第一桶金啊。我的道路是你只要坚持信念，就可以复制的。”李甫说。他去大学里演讲，告诉那些尚在懵懂的青年，“一定要做个会讲故事的人。当然，关键还是要做个有故事的人。”

这是一个多么美妙的故事。无论“中国梦”还是“美国梦”，说的都是在经济繁荣的年代，俯拾皆是机会，一无所有的穷光蛋通过个人努力成为腰缠万贯的大富翁。这里既有勤劳致富，又有挥金如土。

网络里针对SCC的负面评价不少，有时是因他们年少张扬，有时是无辜躺枪。除了李甫被安上了“红三代”的身份，SCC的另一位创始人张宽，也被描述为“富二代”。而事实上，张宽出生在北京市石景山区，职高毕业，第一份工作是在饭店当服务员。“也是穷孩子，小时候地铁都坐不起。”李甫说，正是相同的背景，让两人走到一起创办SCC。

“那些屌丝看我们就骂。骂也应该骂自己，好好努力去。我当初不就是吃不饱饭才努力拼出来的吗？”李甫对SCC的社会效应有一套正能量的解释方法。在他看来，80后出生在相对贫乏的年代，早年的物欲并不强烈，像他自己，20岁时还不知道什么是奢侈品。而90后生在一个浮夸、物质的年代，早早见识了金钱的魔力，但房价涨了、竞争更激烈、现实更残酷。与其跟他们讲勤劳致富，不如先向他们炫富，SCC正是这样的刺激动力。“想要土豪金吗？买不起就努力赚去。”

“这是奇迹的年代，这是艺术的年代，这是挥金如土的年代，这也是充满讽刺的年代。”菲茨杰拉德描写的爵士时代，也许正与我们的时代暗合。

“于是我们继续奋力向前，逆水行舟，被不断地向后推，直至回到往昔岁月。”

一个新玩具出现在李甫公司的大院里，引起比超级跑车更热烈的围观。这是一个用法拉利零部件制造的变形金刚，高8.5米。“不管是车还是动漫，我想买什么就买什么。反正就是以前玩不了的东西，现在有钱了，一点点玩呗。”李甫边说边向我展示他给自己的变形金刚拍的视频。

求之不得的心情，在李甫初次面对“小霸王”学习机时格外强烈。那时他读中学，每次考试成绩好了，父亲就会从邻居家借“小霸王”学习机给他玩。和那个时代的很多孩子一样，他是通过“小霸王”学习机对游戏和电脑发生兴趣的。后来，这种兴趣还彻底改变了他的职业生涯。当时父亲答应，等他中考取得好成绩，就给他也买一台。但等李甫真正中考后，父亲已经无法兑现自己的承诺了。

“我一直努力向前，最开始是为了活着，后来是为了我妈，现在是为了做自己喜欢的事，为了梦想。”李甫说，这个梦想的具象化，就是把SCC打造成“百年汽车俱乐部”，自己的“完美动力”影视公司，可以做出《功夫熊猫》那样的动画电影。

SCC给李甫带来的更多是影响力和资源，实际营收并不多。2010年，李甫面对越来越大、过于牵扯精力的SCC，觉得有些骑虎难下。他不想玩了，但又不愿虎头蛇尾。这时摩纳哥汽车俱乐部的主席给他们提了四点建议，就是一定要商业化，一定要有自己的会所，一定要收会费，一定要做赛事活动。2011年，SCC开始尝试商业化，现在俱乐部有会员收入，旗下的会所可以打平，合资的汽车养护中心实现盈利。

守着这样一个年轻、富有的社群，李甫对SCC未来的商业模式充满期待。既可以做这个平台延伸出来的二手车、维修保养、高级会所、高端旅游以及其他奢侈品的销售，又能面对非会员，比如车迷群体，用SCC的品牌影响力去开连锁汽车模型店。

李甫乐于畅想SCC的商业化规划，但谈到赚钱的问题却有些回避。他更愿意强调商业化是为了SCC的持续发展。这很有意思，一个不赚钱的公司才应该让人感到尴尬。他这种微妙的心理，也许是源于SCC最初成立是朋友相聚，他不愿使其变成一件动机不纯的事。

当初，刚刚拥有法拉利的李甫急于和全世界分享，但身边有超跑的人毕竟太罕见了，他把目光投向了网络。在爱卡的保时捷论坛，他认识了自己后来的合作伙伴张宽，也由此有了超跑车友的第一次聚会。

“那是在工体MIX，2009年8月15号，13台超跑一字排开。我们本来定了座位，但结果都没进去，就站在外面聊车。聊了一晚上，都是那种相见恨晚、志同道合的感觉。”后来，他们就常常一起开跑车，吃烤串。“老李烤串就是我捧火的，其实味道就那么回事。主要是从工体玩完出来，也没别的吃的了。”

“以前我是个挺自卑的人，但现在我很自信。因为我想做的事，我努力就能做到。”李甫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