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发展到当下，城投集团目前的负债全部来自银行，且风险可控，而银行的态度“彻底变了”，有几家银行的贷款在账上还没用。并且，可随时动用数十亿的现金。

如今地方城建成为了地方融资平台的主力军。“你刚才问我城投集团占据了多少地方债比例，我不会告诉你具体数字，但是，如果政策上突破，将我们集团市场化处理，即使做最保守估计，作价肯定是超出这个城市截至2013年的地方债规模，所以对地方债问题，你不要担心”，高明表示。并且，其独资控股的城市建工集团作为一个独立运作单位，诸多数据尚未合并到集团。

不出意料，新任书记上马后，立刻启动城市马路黑化工程，要求2年内完成市区主要15条干道的改扩建工程。初步测算，总投资约15亿元，具体工作涉及到4个分管副市长。

如何经营城市资源和土地？

负债任期内能解决？

加上其他运作，故此，在高明上任后2-3年内，城投集团就顺利解决了现金流问题。在2013年之前，通过不间断的上述运作，原本的城建公司基本上主动从平台类公司退出，转为了城投控股(600649)公司。这是高明所描述的第一大转型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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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高明要求财务部一定要分清楚“哪些是政府的，哪些是公司的”，“即使公司是国企，但必须要从现有制度和法律上分清楚，以为将来可能发生的变化做准备。”这是“防火墙”+蓄水池。

为政府需要做事而成立的融资平台公司，将走向终结，这是高明在交流中的第一个判断。

15个亿想一下筹集完毕是不可能的，但只要想办法解决启动资金并不难。此时，正是该省铁路大投资的时刻，高明在乡镇担任过主要领导，深知各种政府工程运作的窍门。

但由城投集团主导的商业地产开发，按照高明的说法，是一种封闭式的运作，其逻辑链条是：资源-资产-资本——资金-资源。

从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与该省财政厅等部门的交流看，该省绝大多数债务清偿控制在5-7年内。不过此前有声音称该省地方债负债偏高。

不久前，市委常委、组织部长代表市委已找他谈过话。高明就谈话的具体内容未做表态，但他对前来参与调研、包括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在内的人士表示，“从我的角度看，个人希望继续留任。”

这是因为，平台公司执行的是“搞钱干事”，不按市场经济规律出牌，未来其堆积的风险很难控制。

“事情无条件执行，我不要钱，但我要政策”，这是高明向分管副市长们汇报工作时的第一句话，而副市长们一听很开心，“不要钱最好，只要政策权限不超过我的权力范围，全部支持。”

上任快满5年，作为一家地级市城投集团的董事长、党委书记，高明正处于一个十字路口：是继续留任或调去其他岗位。

编者按:地方债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尤其对于承担了地方政府融资功能的城投公司，外界很好奇，在经济存在下行压力的背景下，这些企业还活得好么？负债率到底如何？如何为这一轮“微刺激”筹集资金？这些企业又如何在政府的命令以及市场化之间取得平衡的？本期选择了一家地级市城投公司，通过这家公司的融资方法论，管中窥豹地试图看出城投公司是如何为地方政府筹集资金的，如何筹集到更多的资金，并如何解决负债过高等问题，颇具样本意义。

具体操作是，与地方上在某个领域最强的民企合作，国资原则上参股，城投集团派董事长，总经理由民企自己决定，“混合后的企业，就是一个工具，干活，保证赚钱，并且超过以前他自己做的利润，都愿意合作。”这种混合，是一个“项目合作”公司的性质。

但高明是如何经营这家濒临破产的城投集团的呢？答案是与政府谈判。也就是说，公司要正常运转下去，就必须改变单一为政府“办事”的从属性质，与政府形成甲方、乙方的合作关系，也就是说，“你政府要我办事，我无条件办，但政府必须拿出东西来交换”。

在他看来，融资平台迟早要改革，因为有政府托底，在关键时刻政府可以采取“重组”另起炉灶，因此从实践者的心理上看并不担心，但从财务风险的角度看，是市场经济所不允许的，因此必须转型。

从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近几年关于地方债的阶段性采访看，地方在实践中早已想到了所谓负债问题。

融资的运作，与当下的“混合所有制”关系密切，“作为地方上的龙头国有企业之一，自然要带头进行落实国家政策”。

“我就和分管副市长报告，铁路按照比例返还大约4个亿，能否不直接入库，而是转到城投公司来”，高明说，因为城投集团参加了拆迁和铁路基建工程。

这笔资金到手之后，一来顺利解决了“黑化”工程的启动资金，二来有了向银行融资的条件。如何才能在短时间内将这笔钱用得更好，高明说，“在当时的条件下，无论是谁，都会锁定房地产。”在之前高明所在的某局，掌握着房地产开发的重要资源。于是，迅速成立房地产集团，做二级开发，进军商业地产，将土地资源快速变现。

比如，高明就曾拿出5亿元资金，要求财务部就市面上所有的融资工具“都尝试一遍”，即使是信托、证券等均有尝试，但作为国有企业领导人，其要求是任何融资工具前提必须是“保底”。

(编辑：xunann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