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1日，青岛市政府召开住房建设工作会议。青岛市市长夏耕提出，住房这一商品具有特殊性，不能完全由市场机制调节，政府必须有所作为。夏耕提出，今后青岛一段时间内住房建设必须以改善民生、共享发展作为基本出发点和立足点，更加注重住房供应的社会保障功能，更加注重住房政策的公共效应。此次青岛拟定的房地产调控目标是，今年新建住房销售价格增幅低于去年，普通商品住房销售价格低于去年，经济适用住房价格保持稳定。具体措施是通过增加中低价位、中小套型住房的供应来控制住房销售价格。(1月23日《第一财经日报》)

　　地方政府与房地产行业的利益纠葛让我们很难对一次会议上地方政府负责人的宣言有更高的期待。但与那些表面上领读中央文件，暗地里强调当地的特殊性，释放各种信号助推房价上涨的市长相比，夏耕算是厚道许多。

　　在全世界经济地理格局发生变化的今天，对不动产投资和投机行为不再局限于纽约、芝加哥和洛杉矶，北京、上海和孟买同样是好地方。流动性泛滥的时代，中国的古玩市场、股票市场、房地产市场同样很难避免压抑良久的投资甚至投机的冲击。房地产具有必需品和投资品的双重特征，为何1998年开始我国推行住宅市场化，房价暴涨却始于2005年？查阅当时的许多媒体报道，温州炒房团成为最终关注房价的切入点。之后才是探讨宏观调控的问题。

　　尽管大背景下有美国低利率时代，中国经济繁荣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但是，2005年、2006年并没有特别的变量足够支撑住房价格的理性上扬。迄今为止，我国1949年后没有大规模战争，如美国二战后婴儿潮的那拨人群也已过了购房期。未见任何人口统计学意义上数据说明需要自住购房人群激增。反而是计划生育后逐步进入社会的需房人口总量要比以往少。而从被动需求来看，21世纪初我国还有大量、大规模的拆迁，但是近两年各地政府的拆迁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因此，因拆迁而产生的被动住房需求的人口也并没有增多。因此，根子就在投资和投机型的购房。当温州炒房团的资金推动第一轮房市上扬后，中国特殊的潘多拉盒子就被彻底拉开。一九九四分税导致地方在基础设施建设和财政收入方面造成巨大缺口，再加政府工作人员精简的不彻底，渴财冲动促使地方政府乐见房价上涨。再加各类资金的庞大，因此温州炒房团的球被一个个地传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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