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实体经济服务是金融的天职，也是防范金融风险的根本举措。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要加快金融体制改革，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率。资源配置不当，资金“脱实向虚”，互联网金融产品乱象丛生，这些现象都将给金融系统的稳定埋下了隐患。相对应的，作为国家经济支柱的实体经济发展也出现发展放缓的迹象，如何回归服务实体经济本源，真正服务地方经济、服务中小微企业发展，是各金融机构下一步面临的重要课题。

　　“小机构”要服务本地 服务中小微企业

　　张媛：其实深化金融机构的体制机制的创新也是整个改革的一个部分。所以如何来看待整个现在中国金融体系当中这样结构的变化，以及改革过程当中这种抓手在哪里？

　　李杨：我们今后金融到底是什么样一个范式。明确的说是商业性金融，政策性金融，开发性金融和合作金融并举，相互补充。其实当然也看到，我们所有的金融活动纯商业兴的已经很少了，这一点很重要，是对小机构。小机构强调了服务本地，强调了服务本业，强调了做实本业的问题，强调了不提倡跨业，不提倡跨区，这个我觉得是非常厉害的。中国现在不缺大机构，现在全世界十大里边我们四大五大，不缺大企业，缺的是服务草根、服务地方、服务基层、服务中小微企业的这种机构，所以要让他们安心的去做。

　　张媛：看到整个金融机构的这种结构会发生一定的变化

　　李杨：范式，应当说金融运行的范式发生变化。过去一说市场机构，说企业，金融企业，利润最大化，天经地义，现在不是这样，你只是适度利润，因为你有社会目标，你有经济目标。你金融业是一个特许行业，特许经营的行业，特许权本身就是值钱的，社会把特许，把这种权利特许给你，你就要为这个特许付费，所谓付费就是你要承担社会责任。

　　中小银行要破除旧思路 提供有针对性的产品服务

　　张媛：那么看到目前中国还是以间接融资为主，银行占到主要的体系，中小银行这块不跨区域、不跨领域、地域，那这个过程当中对于这些中小银行他们的生存空间而言怎么样呢？

　　李杨：小银行其实在最近两年已经开始倒闭了，你如果说不寻找你新的你的领域，如果只是寻着过去那种思路，办银行就办大，不安于做地方的工作，不安于做小的，不安于赚那种适度利润，这是不行的。所以我们看到最近几年小银行倒闭的情况已经屡见不鲜的，虽然我们总体来说还是发展中小银行，发展非国有银行等等，但是它的商业模式必须改变，它的服务对象，它的这种产品、服务的一些针对性必须按照新的方位进行调整。

　　张媛：那么这个时候中小银行应该怎样定位？样发展？

　　李杨：要服务小的。在这个时候肯定要把握自己，要认准方向，反正是你要认准了，你服务一方，服务社会，适度利润，恐怕才能生存。你要像那种一下子就能资产几年涨几倍，然后又上市什么，恐怕这个路我觉得和过去比就没那么宽敞了。

　　美国的中小银行是很发达的。而且美国中小银行基本上不太变化，服务于一方，基本上就是那样子。你看到银行你觉得没有看到银行的感觉，它好像就是一个社会服务机构。中国根本就没有这种类型的机构，银行要破除坐地收钱的这种思路，这种思维方式，你要提供服务。

　　近年来我国金融对外开放不断深化。人民币正式加入SDR货币篮子；沪港通、深港通、债券通相继开通；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成功开始运作，人民币国际化和金融业双向开放均取得突破进展。未来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全面推进，将引领中国新一轮改革开放与经济转型进程加速，我国金融行业的对外开放也将迈入全新阶段。

　　金融对外开放要“积极有为 水到渠成”

　　张媛：其实一直以来改革开放当中，金融始终是在逐渐有序的对外开放的，这里面涉及到整个汇率的开放，人民币的国际化，利率的市场化等等。这个过程中不能“拔苗助长”，要水到渠成，怎么理解？

　　李杨：关于金融对外开放我说的有三个原则是值得注意的，开放的目标肯定是不变，还要继续推进，无非就是说三个方面，人民币国际化、汇率的更加弹性化，以及资本项目的开放。但是原则有所调整，积极有为，水到渠成。比如说拿人民币国际化，比如说美元国际化，干了几十年上百年，日元推国际化也推了三十多年，也都成效甚微。包括还有人民币汇率的问题，华盛顿公司占统治地位的时候认为必须是完全的浮动，而且认为除了是管制和完全浮动，没有中间道路。现在看来不是这样的，世界大国，主要国家都是管理浮动，所以对这些问题要有这样的心态。再有一个就是说整个的对外部门的改革，金融对外开放要和国内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国内金融体系改革要协调配合，统筹考虑，不可能单兵独进。我觉得这些东西应当说是原则的确定，对于矫正我们过去一些急躁的情绪可能是有好处的。

　　要把国际规则与中国实践经验相结合

　　张媛：您提到在整个对外开放的过程当中要既考虑国情，也得使得我们在发展的过程当中能够和国际接轨，所以看到现在在“一带一路”倡议之下，您认为这个对于整个人民币国际化和金融对外开放的机遇和风险如何来评估呢？

　　李杨：过去我们对外开放基本上就是符合国际规则，国际惯例，最佳实践等等。现在看来以前因为我们落后、穷，金融我们不会搞，看到国际规则就觉得了不得了，经过危机之后我们发现很多事情都不是那么回事儿，它只是基于某些国家的一些实践，也应付不了冲击，这时候就必须要有中国的声音，所以就有了这样一个说法，中国国情和国际规则的对接。

　　你刚刚提到“一带一路”确实是这样，“一带一路”它会遇到很多种国家，一个标准可能不容易推进。“一带一路”鉴于它这么多的国家，这么重大的差别，肯定也是不同的，所以这就是国情，这个就扩大化，不只是中国的国情，“一带一路”沿线的国家的国情，和中国的情况，和国际惯例的一些契合。这样才使得对外开放才是服务本国实体经济发展的一个战略，而不是仅仅说，我在我的国家去贯彻你某国的一些原则，过去一直是这样的，这个道路我们恐怕已经做完了，我们去开始新的一些发展的方式。

　　金融业有支持“走出去”的责任和义务

　　张媛：大的态势是确定的，具体到不同的情况做适应的调整，从时点上来看，比方说“十三五”的时候又强调了金融的双向开放，那么这个过程当中当然要结合国情、结合实际。那么从这种节奏，以及开放的抓手来看的话应该是怎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