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价的过快上涨提高了部分城市房地产市场的风险。从房地产市值来看，最近有业内人士预测中国房地产市值达到65万亿美元，按照当前汇率折算为450万亿人民币，已经远超美国、日本和欧盟三个地区楼市价值的总和。从房价收入比来看，从2018年9月33个大中城市家庭房价收入比来看，9%的城市超过30，处于较高水平，6%的城市介于20到30之间，58%的城市介于10到20之间，27%的城市处于10以下的水平(见表1)。中国很多城市房价收入比已经远远超过国际上一般认可的6左右的水平。日本在1991年楼市泡沫破灭时，比较繁华的首都圈和京畿圈家庭房价收入比也仅介于10到12之间。美国在2008年次贷危机时房价收入比也仅介于4-5之间。

　　房价过快上涨还加剧了居民收入分配差距。11月28日在北京大学举行的“我国居民财产差距与收入分配问题研究”成果发布会相关报告显示：在房价的助力下，不论在城镇还是农村，房产价值占居民总财产的比重已经达到超高水平，房价也成为推动居民财产价值升值和差距扩大的重要原因。2002年至2012年，居民总财产分布差距基尼系数上升了38.7%，其中45.4%是由房价上升引起的，尤其在城镇地区，房价上涨对居民财产差距扩大的影响更为显著。

　　当前房价已经到了相对较高的水平，如果放任房价过快上涨会增加年轻群体的购房压力，抑制消费能力，当房价与收入持续脱节时就有可能引发断供等系统性风险。

　　(3)有利于房地产市场“软着陆”，避免美、日断崖式调整

　　通过研究美国和日本的案例，我们可以获得一些启示。美国和日本调控房价泡沫具有着眼短期、被动调整、波动剧烈三个特征。尽管房价短期内得到有效控制，但是也付出了很大代价。1991年日本楼市泡沫破裂，房价短期内暴跌。当年首都圈和京畿圈新房均价一度分别达到106.4万日元/平米和102.7万日元/平米，1992年这两个地区房价分别下降了34%和49%，并进入连续十几年的下降期。房地产市场风险向金融市场及实体产业传导，导致日本经济结束了高速发展的黄金时期，陷入了20多年的低速发展。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时房价大跌，2008年12月标准普尔20个大中城市房价指数为150.54，较2007年1月(202.31)下降了26%，并进入连续六年的下降期。次贷危机也引发金融系统危机进而造成经济多年的低增长。

　　与美、日的土地私有制不同，中国土地是国有制，这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都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这是由中国国情决定的。中国政府因此也具备了比美、日更强大的土地供给调整能力。调控效果取决于政府的决心。如果供给主动去匹配需求，就能稳定房地产市场，确保调控成功。近两年的调控实践也已证明了这一点。

　　目前中国房地产市场调控思路和措施是正确的，调控重点在于控制房价上涨，而非打压房价，这就有效地避开诱发楼市危机发生的政策因素。房价收入比是一个比值，化解房地产市场风险不仅可以通过降低分子(房价)的方式，还可以通过增加分母(收入)的手段。控制住房价的同时，通过振兴实体经济，不断提高居民的收入水平，使得未来居民收入的增长长期超过房价的上涨，不断缩小房价收入比，通过“挤泡沫”而非“刺破泡沫”的方式，保障中国房地产市场实现“软着陆”。

　　(4)有利于贯彻落实“房住不炒”的方针，加快构建长效调控机制

　　按照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关于行业平均利润的观点，当一个行业的利润率高于其他行业的时候，就会吸引资本进入，导致该行业快速发展。这也是中国房地产业持续过热的一个重要原因。房价稳定不仅能缩小房地产业与其他行业之间的利差，有效减少其他行业资金向房地产业转移，还能逐渐扭转房价只涨不跌的预期，解决房地产投机炒作的历史顽疾。

　　房价的平稳或者小幅下跌还有利于长效调控机制的建立。长效调控机制的建立有赖于金融、财税、房地产业及土地市场等多部门协同配合。只有当房地产行业利润率回归到社会平均利润率时，社会资本流动才会趋于稳定，房地产业的投资属性才能被弱化，进而实现“房子是住的，不是用来炒的”的长期战略定位。

　　(5)有利于资金“脱虚向实”，振兴实体经济

　　基于二者趋强的关联特性，房地产业的繁荣带动了金融业的快速发展。wind公布的上市公司数据显示，2009年至2014年间房地产行业销售毛利润始终高于金融业，并且二者毛利水平相对稳定。房地产市场调控放松后，金融业行业销售毛利率从2015年的37.94%上涨到2017年的59.68%，二者利差从9.63个百分点增加到30.28百分点。从今年前三季度数据来看，金融业销售毛利有所下降，与房地产业的利差也在缩小，但仍保持在较高的水平(见表3)。调控能够有效防止房地产行业过度“金融化”发展，降低二者之间的关联性，建立行业之间的“防火墙”，避免风险在行业间的相互传导，防止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

　　房地产业和金融业的快速发展与工业部门形成较大利差，导致资金加速流向房地产行业。新增人民币贷款数据显示，居民部门2009年新增人民贷款为2.46万亿元，至2017年增加到7.13万亿元，增长了190%。同期，企业部门(非金融性公司及其他部门)新增人民币贷款从7.14万亿下降到6.71万亿，下降了6%。居民部门新增人民币贷款占比从26%增加到了53%。房贷构成了居民贷款的主要部分，很明显新增贷款主要都流向了房地产行业，这对实体企业部门的融资产生负面影响。房地产市场调控结合金融的强监管对于引导资金回归实体产业部门具有重要意义。

　　三、坚持房地产调控需要付出一定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