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房地产的过度金融化，才是泡沫破裂造成了无可挽回的连带危机的元凶。经济学家对于这次“泡沫”不再会重演14年前的危机比较有信心的原因之二，也正是房地产市场没有过度金融化，高风险的次级抵押贷款不再成为潜伏的暗雷。

2006年是美国房地产市场高歌猛进、突破历史的一年，总值达到了25.6亿美元的峰值。两年之后，一场如海啸般的经济危机席卷了整个美国继而波及全球，人们意识到引发这场危机的元凶，是房地产市场在次级贷款泛滥下所造成的房屋价格和建筑成本倒挂的“泡沫化”。相较而言，日本人在更早的20世纪认识到了房地产“泡沫”是经济危机的“催命符”，以“失落的二十年”为代价。美国房地产危机并没有持续那么久，只是直到新冠疫情爆发的前一年才回到了2006年的峰值。

作为联邦住房政策核心的“住房抵押货款利息扣除”(HomeMortgageIn－terestDeduction,HMID)，是所有号角中最响亮的。正如上文所述，随着二战后落实房屋所有权的“自有房”，成为新的“美国梦”代表之后，联邦政府将在税收上补贴买房者成为重要的住房政策，并在1986年写入到税法之中。国会在立法说明中明确表示，“住房抵押货款利息扣除”的目的在于促进住房自有率的提高，也就是房屋所有权的普及。

对于那些根本不敢妄想拥有自己房子，连负担租房的房租都很艰难的大城市里的穷人来们说，富人们“全球投机”的“买爆”核心地段的行为，让大都市的住房和土地的垄断加剧了，并抬高了房子的租售价格，无疑更加深了《保卫住房》两位作者口中的“住房危机”。

因而，对于《保卫住房》的两位作者所提出的低下阶层的“住房危机”，最恰当和对题的处理方法，是针对他们的“负担能力问题”额外提供资源。上文提到过的住房经济学家格莱泽在他的著作《美国联邦住房政策反思:如何增加住房供给和提高住房可支付性》中指出，他更倾向于用直接的收入转移或者是“住房券”来改善这一负担能力问题，而非对住房市场进行改变。因此，他旗帜鲜明地反对“增加建造公共住房”，在他看来，倘若政府必须要建立起一个国家经济适用房信托基金，来对低下阶层的住房问题大刀阔斧地进行介入，“其资金的最佳用途是提供更多的‘住房券’”。他强调直接补贴作为需求方的低下阶层的“住房券”项目，而非补贴作为供应方的房地产开发商的“低收入住房税收补贴项目”（Low-incomeHousingTaxCredit,LIHTC）。这是因为在一般情况下，需求方政策比供应方政策更容易实施和监督，这正是涉及到诸多机构进行运转的“补贴”项目所需要的特性。供应方政策则涉及到管理方的“大量自由裁量权”,会使大量的浪费成为可能,甚至产生欺诈和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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