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不同的区域里有不同的并购热点，在北欧，与知识产权相关的并购在增长，这里所指的知识产权，不仅仅是高科技行业，还包括高端制造业、专业知识等。在南欧国家特别是主要的首都城市，并购主要在休闲产业，跟酒店和旅游相关的并购。在美国，对食品、农产品、科技型企业并购也在增加。澳大利亚之前是煤矿业等资源型企业的并购，现在煤矿产业的并购在下降，而食品行业如红酒、奶业的并购在增加。

　　财新记者：报告称，有39%的中国买方在监管方面遭遇阻碍，重大合规问题成为无法完成交易的最大原因。能否详细阐释都有哪些方面的合规问题？

　　监管方面的壁垒可以分为两方面，一方面要达到国内监管标准，另一方面是目标法律辖区的监管壁垒。在法律和监管方面的问题，新兴市场建立的法治体系通常比较短，整个法律和法规体系会有一些相关问题，也会导致前来并购的公司有些担忧，他们会面临很大的不确定性。

　　施伟龙：历史上来讲，中国金融监管门槛是非常高的，中国资金要流向海外没有那么容易，在经历了过去18个月中国金融改革后，资本的流动和监管审批的获取已经变得相对容易。对于目标辖区而言，并没有单独针对中国买方的监管要求，都是一视同仁。和中国并购相关的监管要求，可能是被政治化的问题。比如澳大利亚获取土地权，或者美国跟国防相关的资产。

　　近期，国际律师事务所史密夫斐尔（Herbert Smith Freehills）发布名为《跨越疆界：并购的未来版图》的调查指出，企业的并购意愿仍然强劲，中国企业在海外进行收购的热情也并未减退。具体而言，有72%的中国受访者计划在未来三年内进行海外收购，其中60%表示有意收购两个或以上的项目。

　　施伟龙：中国有很多企业自有资金比较充足，加上与银行的关系比较好，获得融资相对较便利。但在其他很多地方，银企关系并不是这样的。尽管整个企业营收非常好，但它仍需要得到特定的融资支持，一般就是特意为并购进行的结构性融资。中国企业与中国银行业的关系很近，这可视为其优势之一，因为在其他的法律辖区这并不常见。因由于中国企业的资金较充裕，在进行海外并购时可以不需要结构性融资。如果要做结构性融资，其做法与全球其他市场的企业而言也并无差别。

　　财新记者：怎么看待2016年1-3月，中国企业宣布的海外并购总额达922亿美元的这一火热现象？原因是什么？

　　值得注意的是，该报告指出东南亚是投资焦点。在受访的大型中国企业中，约47%的企业将东南亚视为未来三年的首选投资目的地，17%的企业瞄准拉丁美洲，只有8%的受访者表示，北美是未来首选的投资目的地。

　　马乐德：从历史上看，国企并购都是资源型的并购，由于大宗商品价格不好，所以并购成绩不好。但这不能说并购是失败的，并购之后的整合更重要，比如提升企业效率。并购完成后，如果一尘不变地将中国固有的管理体制套用在收购的西方标的公司内，将不利于后期的整合。我看到过有国企想把薪酬体系照搬到西方国家，用于当地员工的待遇制定中去，这个显然是行不通的。

　　马乐德：还有一个在执行上的风险。安邦竞购喜达屋，喜达屋会担心买方会不会执行下去，资金是不是到位，是否按照既定程序把收购案继续下去。安邦则有很多的不确定性，资金从哪里来、是否获得监管机构的审批，这都是不确定的，所以美国市场会有很多担忧。

精英访谈嘉宾：施伟龙 马乐德

　　施伟龙：从历史趋势来看，大量中国企业海外并购是最早由国企进行资源性的并购。现在海外并购领域越来越广，最近两年因为“一带一路”的政策推动，并购领域主要在基础设施。由于中央政府强大的推动力，基础设施仍是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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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在亚太地区的不同国家也发现了其他的监管议题，尤其是数据信息保障与网络安全、贿赂与贪污、洗黑钱以及进出口规定。在掌握了这些监管议题背后的政治环境后，这些问题往往可以得到解决。

　　施伟龙：中国上市房地产企业股价跌很快，一般是实际控制人出问题了。在过去5年中，中国企业效率已经得到了极大的提升。

　　财新记者：但是如果并购失败了，中国银行业要承受损失，这种风险会更大吧？有些处于产能过剩行业的企业也从银行处获得了贷款，比如房地产和矿产公司，如何评估这类风险？

　　马乐德：在大部分国家尤其是欧洲，金融资产是受监管的，在这方面对于第三方并购，必须要了解企业的实际控制人，要求所有权的高度透明。比如西班牙的金融资产并购，对信息披露的要求是特别严格的。由于监管对银行的资本要求越来越严格，很多银行在出售他们的资产，金融服务的并购会越来越多，金融行业的拆分也在进行，会有很多机会。对于参股的收购，这方面监管要求更容易满足，因此会有很多中国企业选择这类收购，但更多是作为被动投资者来参与。

　　施伟龙：金融资产的收购能带来稳定的回报，受监管的影响，全球金融行业处于洗牌中，中国企业现金比较充裕，会有更多的机会。■

近年来中国企业海外并购大手笔频现，引发市场关注，显示了中国企业及背后银行的胃口

　　施伟龙、马乐德：目前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动力体现在，第一，科技创新驱动海外并购，中企在知识产权方面有很大兴趣，比如中国的主题公园想要并购美国的一家主题公园；第二是品牌。高质量的国内企业通过并购海外品牌加深自己的影响力，比如一些消费品公司，将国际知名品牌融合到了自己的产品当中，并且在中国市场进行推广；第三还是资源性的并购，包括油气、矿产和农产品；第四是输出影响力。比如安邦并购华道夫酒店，或者在“一带一路”的政策下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此外，中国企业还试图通过并购出口技术，比如中国对英国核电的投资，即中英核电站协议。

　　施伟龙：有市场传言称，保监会对于安邦参与喜达屋收购一事不是很满意。我们没有参与到这个案例。从公开消息看，喜达屋和万豪国际早在四到六个月之前就已经拿到了监管批准，但安邦并没有拿到，因此安邦在提出要约的时候并没有获得确切的监管批准。

　　马乐德：现在很多资产被低估，尤其是在欧洲，吸引了很多企业去欧洲并购，还有一个是人民币贬值的预期，现在是非常好的时机；如果未来人民币贬值加速，未来就错失良机。这是一个长期的趋势。

　　我们调查了逾700位全球各地区公司的高管，有三分之一的受访者表示，法律及监管因素是近期并购活动中最具挑战性的部分，主要的监管问题是反垄断、环境及劳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