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觉得中国政府对楼市的调控很到位,让楼市冷却就立即冷却,让楼市火爆就立即火爆。总的看来,中国房地产市场仍然在某种程度上受政府干预。有人说内地楼市是“政策市”,在我眼中,没有一个楼市是完全由政府或市场主导的。各地楼市透明度或许有差别,但亚洲各地市场都渗透着人为干预的因素。记者李凤荷 与其说东亚楼市10年“只涨不跌”,我宁愿说市场变动频繁,上涨与调整交替进行。1997年亚洲楼市攀上顶峰,其后亚洲金融风暴来袭,楼市大调整;2000年各地楼市出现“小阳春”,但在2002年与2003年“非典”疫情之后立即又进行调整;2008~2009年也略微有调整。相比欧美地区,东亚楼市仍然处于发展与成长期,市场经常受一些非理性的因素所左右。不过,10年来,西方对亚洲楼市的看法已大大改观,以前他们视亚洲地区为高风险地区,只有少数人敢投资亚洲楼市,如今投资亚洲楼市已成为西方企业的常态行为。 可以说,城市的高房价是中国特定市场环境和发展制度下的产物,有着多重、复杂的原因: 东亚各地政府调控楼市的措施主要有两个:一是控制土地供给;另一个是调整与房屋或土地有关的税收。至于政府调控的成效,我的答案是“有可能有用,也有可能没用”。日本上世纪90年代初出现地产泡沫,楼价一直处于调整期,我认为若当时采用“休克疗法”,让楼价一降到底,就可避免楼市连连阴跌的噩梦。韩国政府几年前为刺激房地产市场,取消了外国人在韩国购房的限制,地产市场立即被激活。 一是房地产本身的投资属性;二是金融危机后大量流动性的投放。这种现象不仅出现在中国,东亚地区主要城市房地产价格的上涨,也主要归因于金融危机后低息环境下的流动性过剩。三是中国的普通居民、特别是中低收入阶层的住房保障制度不完善。 【来源:大洋网-广州日报】 (责任编辑:李兰兰) 环顾亚洲主要城市,对高房价的指责同样流行,如何解决中低收入阶层的住房,同样成为艰巨的挑战。经历了多次的起伏之后,市场越来越意识到:在总理的高瞻远瞩和地产公司总经理的灵活盈利之间,实际上是要寻求一个政府承担的职责,与房地产商所承担的企业职责之间的关系,理想的状况,应当是“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博士生导师、中国银行(601988,股吧)业协会首席经济学家巴曙松
在东亚一线城市中,香港与东京同为国际金融中心,两地的豪宅已与纽约、巴黎、伦敦等国际大都市看齐。由于香港是国际金融中心,有一批给得起超高租价的银行家及其他高收入人士,这些每月可花20万~30万港元租单位住的人士是香港豪宅用家市场的一个主力。整理:记者李凤荷 请点评一下您所熟知的亚洲城市宏观调控措施 东亚楼市如此快从谷底反弹,完全超出我们的预期。楼市最低点出现在2008年12月,我们以为楼市要经历长时间的调整,长期在谷底徘徊,哪知道从2009年3月开始,东亚楼市以极其迅猛的速度复苏。快速复苏的原因主要有两个:全球政府的救市政策以增加货币供应为主,市场上涌现大批流动资金,以往这些钱都流向商业系统,受金融风暴的影响,流动资金多数进入房地产市场;第二个原因则在于市场处于低息周期,日本、新加坡与中国香港的利率处于历史低位,投资者购房付出的利息成本非常低,而金融市场又极其不稳,因此他们都选择房地产市场来投资。
政府与发展商角色要清晰 东亚一线城市楼价高企,高档住宅更是“豪气冲天”。亚洲人崇尚房产保值,是楼市长期走高的一个原因。2008年的金融海啸,不少购买金融衍生工具的富豪都“损手烂脚”。对于老一辈的富豪来说,储存财富的方法多数是买楼与买金,去年楼市与金市涨个不停,也验证了传统的投资眼光。 从东亚一线城市楼市10年数据来看,似乎楼价一直在上涨,这是新兴市场的一贯特征吗? 从国外的经验看,最重要的是把基本保障性住房市场和高档、投资性住房两个市场区分开来,加大基本的保障性住房投入,以实现住房的居住和投资两个属性。解决基本居住问题应主要通过政府补贴提供廉价房。对高档和投资性房产市场,既要容忍其较高的价格,也要通过各种政策手段防范市场风险。一方面要通过多种行政和经济手段来引导市场预期,减少投资的盲目性;另一方面,要加强市场监管,打击市场操纵行为。整理:王荔珏 高力国际亚太区CEO潘秉兆潘秉兆先生(PiersBrunner)1995年从伦敦到印尼雅加达任当地高力国际助理董事起,至今已在亚洲驻守16年。他见证了亚洲金融风暴与刚刚过去的全球金融风暴对亚洲楼市的冲击。借他这双慧眼,我们可以看到东亚楼市背后更深邃的秘密。
城市地位支撑楼价水平 香港中原地产住宅部董事总经理陈永杰 亚洲楼市不再被指高风险东亚一线城市楼市从全球金融风暴的打击中很快复苏,原因何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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