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在经济增速下行的时候持续过多的货币投放必然表现为企业销售收入的下降，销售收入的下降自然是利润下降，利润下降的话企业就要亏损，破产压力就增大，这是市场经济必然的结论。经济转型的时候，在没有注意到的问题上面，风险很容易积累，这是金融风险的高发期或者易发期。
第二，最核心的是房地产市场如何建立长效机制。长效机制包括住房政策、首付政策、利率政策、税收政策、土地供应政策、财政关系政策、教育政策等，我建议成立一个系统的小组，把有关的几个部门联合起来，每个部门出一个政策共同研究，有没有副作用、有没有负面影响，会不会冲击经济，一点点往前推进。
第二是传染快。在发生亚洲金融危机时，1997年泰珠贬值，这场危机一下子发展到了韩国、马来西亚、菲律宾以及日本，后一波又波及了俄罗斯和拉美的一些国家，国与国之间传递稍微慢一点，不像银行同业拆借利率相对快，但总体从一般场景分析，风险的特点是传递速度快，到时候根本来不及处置。
一是不良贷款率。按照政府部门公布的不良贷款率约20%，随着去杠杆、去产能、去库存的进程加快，随着金融整顿工作的到位，一些风险就会暴露、释放。其结果，有些企业必然要破产，有些非法集资案要暴露。从动态角度说，随着政策调整，不良贷款率可能会升高。
现在对房价最敏感的因素是什么？货币供应量是重要因素，从某种角度看，人们对市场的预期比货币供应量还重要，所以怎样稳定预期，建立长效机制，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涉及多部门政策，绝对不是理论上能解释清楚的事。宏观调控政策要讲方向，也要讲策略。
德国房租国家有指导价，房客和房东的合同中若租金超过国家指导价，房东会被抓起来判刑；当房东不想租房想卖房时，首先要卖给房客，房客不要再卖给市场。而我们国家管得很粗，为此应该建立长效机制，出台一系列的政策保护弱势群体。
第二是地方债务风险。截至2016年末，我国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债务余额约为27.33万亿元。近期发改委、国务院出台各种整顿政策，针对PPP、名股实债、地方政府债务统计上弄虚作假等问题，现在对地方借债违规要终身问责。党中央国务院对这个问题越来越严格，说明这些问题不得不重视。
第二，共担原则。面对这些风险怎么办？我认为谁的责任谁担，谁欠债谁还，中央财政坚决不兜底。
当经济下行的时候，如果经济结构调整或经济转型跟不上，而货币供应还是比较宽松的话，那就会积累大量的风险。
第四，时间原则。面对经济转型过程中积累的风险，除了止血原则、共担原则和成本原则之外确实需要用时间来化解，不能着急，我们要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就要加快结构调整，加快改革步伐，慢慢地化解风险。
上面讲的是存量风险原则，那增量风险怎么办？我讲四条：
如何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面对存量风险，我认为需要坚持四条原则：第一止血原则，第二共担原则，第三成本原则，第四时间原则。
非金融企业的负债总规模，2010年-2015年平均增长16.6%，比同期名义GDP增长还高6%，这说明在经济发展中，债务的状况是很严重的。这里的关键是借了债能不能还，借了债有没有产出，如果借了债产出减少、借了债不能还，那就是资不抵债，就要破产。
国务院参事、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名誉所长夏斌 视觉中国 资料图
换个角度分析，我们在计划经济时代基本没有抵押担保，都是信用放款。而现在真正的信用贷款只占到整个放款的25%-30%左右，除了信用贷款之外一切贷款都要抵押、质押和担保。
前期有些地方政府利用地方融资平台借钱引资为未来流量做担保，如果说现在的集体用地可以建房出租，这些地方政府的窟窿、债务会马上暴露，地方银行会面临破产危险。
三是很多难以统计的风险。银行、证券、保险、基金、信托、资管等八类机构在搞理财业务，随着银保监会走向严格监管后，这些问题要暴露出来。
在租房政策的制定问题上，要学德国、新加坡，绝对不能学美国、英国等以金融市场为主导的国家。
“当前特别重视防范金融风险，是因为经济转型时期往往是金融风险的易发期、高发期。”5月14日，国务院参事、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名誉所长夏斌在由国务院参事室公共政策研究中心、新华网思客联合主办的“参事讲堂”上表示。
第三就是监管，现在在修补，在亡羊补牢。前几年监管部门拼命鼓励创新，这两年拼命讲监管，这个方向是对的。但是如果大家共同用一个力度来监管，不讲协调就容易出事，特别是随着银监会和保监会合并，因为是几个部门，有银监政策的问题，有信托政策的问题，更要彼此协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