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位村民称，岳常山的家境在西芦王庄村算是数一数二的，靠做“信贷员”，家里盖起了2层小楼，还买了3辆车。岳青雷也说，家业多是父亲挣下的。

　　杨清泉称，难以追回的款项主要是没有协议、合同和账目往来的这部分资金。

　　岳青雷说，父亲死了，才知道“他欠了这么多钱。”他回忆，出事前一天，父亲并未表现出异常，“他是村里的信贷员，经常出去帮村民取钱、存钱，这些事儿他从不和家人说。”岳青雷猜测父亲的死因，“他好面子，觉得这些钱还不上了，做了傻事。”

　　人越聚越多时，闫龙发现，邻村东芦王庄也有不少村民拿着手写白条，上面有岳常山作为借款人的签名，“借钱数额少则几千，多的几十万。”

　　1月22日，曲周县公安局经侦部门表示，此事已立案，经初步调查，岳常山以20多年“农村信贷员”的身份，帮东、西芦王庄等村一百多名村民“存款”，承诺以3.3‰至1分的利息(10‰)回报村民，涉案数额上千万元。目前，曲周公安部门已成立专案组调查此案，追查钱款流向。

　　“信贷员”的死讯迅速在村里传播，不到半小时，上百名村民拿着盖有岳常山名章的农信社存款凭条或手写白条，堵在他家门口，目的是“要钱”。

　　闫龙还曾拿着身份证，让农信社工作人员查询，结果是没有他任何存款账户，“常山按银行利率给我算利息，但钱根本没替我存在信用社。”

　　北京市圣运律师事务所律师王优银表示，“信贷员”们的行为已经触犯刑法中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最高可判刑十年。

　　村民们解释，他们把“社员证”当做活期存折，“一千、两千的小钱会存在社员证上，没有利息，存一个月，岳常山就发米、面、油给大家，只要不取，每月都发。”至于该专业合作社，村民们称“不知道是做什么的。”

　　岳常山自杀了，但曲周县一些乡村里，同样吸收存款、往外放款的“信贷员模式”仍悄然存在。岳常山的死亡让其他村的“信贷员”十分紧张，临近年底，上门催款的村民突然多了起来。

　　类似案件频发，“信贷员”这个特殊的身份如何成为农村吸储的主角？

　　1月22日，曲周县经侦大队负责人杨清泉证实，经侦部门已经对此事成立专案组立案调查，目前确定岳常山案涉及1200余万的村民“存款”，警方已冻结了岳常山的农信社、银行的个人账户，从目前掌握的证据看，岳常山以投资的名义与一些企业签订了协议书，“这些企业有本地的，也有外地的，投资金额从几十万到数百万不等。”

　　此外，警方发现岳常山还将一部分钱投进邢台某三地专业合作社。杨清泉表示，邢台警方已经开始针对该合作社进行调查。

　　1月13日早上7点多，他从家出发送孩子上学时，父亲不在家，“以为又出去帮村民办理存款了。”

　　“警察也来了，怕村民闹事，在现场维持秩序。”闫龙说，堵门的村民不光是本村人，还有邻村东芦王庄的村民。

　　闫龙的“社员证”上显示，“9月22号，交押金叁仟元整，油1桶，大米1袋”，经办人一栏盖有岳常山的名章。

　　自岳常山上吊自杀后，闫龙将5张“存单”随时带在身上，上面记录着他放在岳常山那42.3万元的“存款”。

　　而多名村民手中持有的“曲周县书起金银花种植专业合作社社员证”上印着的电话，事发后从未打通过。

　　闫龙曾多次拿着红色“存单”前往县里的多个河北省农村信用合作社取钱，均被拒绝。

　　1月31日，曲周县公安局经侦大队负责人杨清泉表示，目前，他们已经锁定了一两家企业，正在梳理岳常山与这些企业的账目，“能追回的尽量追回。”

　　有44万“存”到岳常山手中的东卢王庄村民卢培玉说，当初他曾问过为何能有1分的利，岳常山告诉他，钱投到了本地一些企业和外地合作社，“他说这些企业信誉好，让我放心存。”

　　在岳常山死前三天，卢培玉曾要支10万元“存款”，但岳常山没按时送来，只说“马上有200万进账，再等等”。

　　“岳常山不是农信社的信贷员。”1月22日，曲周农信社联社办公室主任王军海说，自2006年，银监会下发了《关于清理农村信用社信用代办站、邮政储蓄机构代办机构的通知》后，曲周县各村的代办站取消，联社收回了各村代办站的金融服务许可证，在代办站帮村民办理存取款业务的代办员职业也随之取消。

　　院里，死者遗体停在里屋；院外，上百人堵在门口要他们“存”在岳常山那里的钱。

　　“岳常山上吊自杀了！”1月13日下午，河北邯郸市曲周县西芦王庄的乡亲们互相转告着这条消息，正在打牌的闫龙闻讯一惊，赶紧扔下扑克，回家拉上妻子就往岳常山家跑。

　　在西芦王庄，人们称呼岳常山为“信贷员”，“就是帮村民们存钱、取钱的代办员。”闫龙说，岳常山今年48岁，在村里当“信贷员”已20多年。

　　王宝山说，他手里也有一些非金融机构的借款凭证，这些钱，都是他作为中介人，在征得农民同意后，投资进一些企业，“村民和企业签了协议，我只是个经办人，收取一些手续费，村民获得的利息比银行高一些。”王宝山没有透露具体的利率，只说不到一分。

　　村民手中的大钱，则会存在“存单”上。闫龙手中的“存单”，最少为4万，存期为一年，利率为3.5‰，“和银行利率差不多。”最多的一张为18万，已存5年，利率涨到了5.25‰，“把钱交给他，他出存单，按存款年限结息。”

　　一个“信贷员”的自杀，牵出了数额上千万的非法揽储案，经警方追查，其吸收的存款，多以投资的名义，借贷给本地或外地企业。而记者调查发现，类似的高息吸储再放贷的“信贷员”模式，在多地农村都存在。有专家分析，“信贷员”模式源自上世纪的农村合作基金会，曾因高息揽储放贷造成金融风险，被中央统一取缔，但一些“信贷员”复制了当年模式，一旦收贷困难致资金链断裂，极易引发群体事件。

　　据他统计，11页A4大小的纸上，共记录了150多名村民，涉及金额587.5万余元，最少1000元，最多为42.3万元。东芦王庄的村民卢永寿(化名)也统计了他们村的名单，55个村民，涉及欠款280万元。

　　新京报记者 刘珍妮

　　有村民一早曾碰见岳常山，“一副没精神的样子，手里拿着绳子在街上溜达。”至此，岳常山再未出现在村民的视线中。

　　但岳常山的突然自杀，村民们“存单”、白条、社员证上的钱，似乎成了再也取不出来的“死钱”。

　　他跟其他西芦王庄的村民们一样，认为“存单”是唯一能证明他们的钱与岳常山有关的证据。

　　当天要钱未果，按照警察的要求，闫龙开始统计西芦王庄“经岳常山存钱”的村民名单和数额。

　　堵在岳常山家门口的日子里，东、西芦王庄的村民们相互交流后猜测，岳常山将“款子放给了企业，资金链断了，钱拿不回来”。

　　村“信贷员”之死

　　事实上，这样的证明在西芦王庄有两种。一种是闫龙所说的红色“存单”，抬头写有“河北省农村信用合作社定期整存整取储蓄存款凭条”，上面手写填写着储户姓名、存款金额、期限和利率，单据上加盖了岳常山的名章；另一种是一个绿色小本，本子的名目为“曲周县书起金银花种植专业合作社社员证”，内页写着合作社收购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