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军海还称，在此之前，岳常山也不是农信社的代办员，没跟他签过任何工作或劳动协议。据他了解，“信贷员”是20多年前在农村设立的一种基金会的代办人员，上世纪90年代，基金会撤销，“信贷员”本应不复存在。但村民们已经习惯了让信贷员办理存取款业务，这种方式一直沿袭下来。

　　“存款”去了哪儿

　　农村“信贷员”模式

　　曲周县经侦部门的民警曾前往岳家搜集证据，闫龙看到，警方带走了一些合同和账目本。

　　夫妻二人赶到岳常山家门口时，2层小楼内外早已围满了村民。有人手里握着红色的农信社存款凭条，大写的存款数额后面盖着岳常山的名章。这样的凭条，闫龙有5张。

　　岳青雷没有发现父亲岳常山自杀的预兆。

　　村里的“小银行”

　　按照村里的规矩，人死5天即要下葬。担心钱要不回来，下葬当天，村民们拦住了岳常山的棺椁，阻止其家人下葬。死后7天，岳常山的遗体仍停放在家里。之后，村民们分拨，24小时值守在岳家的两层小楼外。

　　直到下午4点半，在村里各处和家里两处居所寻找未果后，妻子刘玉芳想起早已闲置的西边小院，推开院门，丈夫吊在墙根前的一棵枯树上，身体冰凉，没了气息。

　　杜晓山认为，一些当了多年信贷员的人熟知这样的方式，“复制”了当年的模式，非法揽储放贷，导致金融秩序混乱，农民的利益一旦受到影响，很可能引发大规模群体性事件。而农民不懂金融知识，且金融机构对于非法集资的宣传不到位都会导致“信贷员”钻空子吸储。

　　虽然2006年银监会下发了清理农信社、邮储机构代办员的通知，但近几年，在江苏靖江、河南南召、湖南耒阳等多地农村，村民个人借信贷员、代办员名义吸收村民存款的现象时有发生。

　　事实上，这些红色“存单”，与农村信用社并无关系。

　　邯郸曲周县一村“信贷员”高息吸储，疑资金链断裂上吊身亡；数百村民堵门要钱

　　去年3月，曲周县大河道乡“信贷员”常某携村民百万存款消失，警方立案调查，此案结果至今未对外发布。而在邯郸平原县，李某成立农业合作社，以入社存款利息高于银行存款利息为诱饵，吸储155万。

　　闫龙和很多村民曾向工作人员质问岳常山与农信社的关系，得到的答复是“没关系”。

　　农村暗存的风险

　　中国小额信贷之父、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副所长杜晓山介绍，农村“信贷员”是上世纪80年代的产物，当时为管理集体资金，村或大队成立合作基金会，进行内部融资，用作生产、经营，获利后分红，一些有知识的村民成为信贷员，帮助村民办理资金借用、分红等。到上世纪90年代，许多农村合作基金会在行政干预下，吸收了大量希望获得高息的农民资金，投向一些乡镇企业，高息揽储、高息放贷，参与资金市场的恶性竞争。

　　岳常山自杀后，王宝山经办的一些村民投资人也想把钱从企业里取出来，“但有的没到期，有的企业资金周转不开一时拿不出钱。”王宝山坦言，这其中确实存在风险，“一旦企业资金链断裂，农民的钱不好拿回来。”

　　王军海认为，习惯和高息，是村民把钱放到岳常山手上的主要原因。

　　“最近，很多人来找我要钱。”曲周县槐桥乡，“信贷员”王宝山(化名)最近总往农信社跑，帮村民办理正常的取款业务。

　　村民将现金交给岳常山，岳常山出具凭条或在“社员证”上登记。村民们承认，他们把岳常山当成了村里的“小银行”。好信誉、存取灵活是他们愿意把钱放在他那的原因。一河之隔的东芦王庄，很多村民则是冲着年息为“1分”的高息来“存钱”的，“10000元存1年利息是1200元。”

　　“因监管不到位，很多借贷收不回，造成农村金融风险。”杜晓山介绍，1999年，中央发布文件，全国统一取缔了农村合作基金会。

　　“信贷员”自杀 欠下村民千余万

　　他不是信贷员

　　企业难贷款、有资本需求，农民手里有钱、希望“钱生钱”，农村的“信贷员”成了二者的桥梁。

　　曲周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商贸信用社的工作人员向新京报记者表示，村民们手中的单据是存款人存款时填写的凭条，且早已被农信社淘汰多年。该工作人员称，存款时机打存单，取款只能由本人持机打存单办理。

　　上千万的“存款”

　　王宝山介绍，一般，通过“信贷员”寻找资金的企业，都是中小或小微企业，“从银行或信用社贷款手续繁琐，速度慢。”常年在农村帮助村民办金融业务、了解村民经济情况的“信贷员”，成了企业寻找资本的“猎头”。

　　村民们说，在岳常山当“信贷员”的20多年里，非常守信，存款说哪时取就哪时取，只要提前说一声就行。

　　“目前，专案组分三组警力，核实钱款数额，追查钱款流向，部分款项应可以追回来。”杨清泉称，由于调查还在进行中，岳常山已死亡，即便涉及犯罪也无法追究其刑事责任，只能尽快追回其投放出去的款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