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为服务于经济转型，金融业要转向多元化的融资结构体系，融资结构比例要合理化，增加直接融资的比重;要继续加快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利用资本市场汇集流动性，促进科技创新成果的资本化，分散科技创新过程中的风险，助推经济向自主创新方向转变，从而实现金融业和实体经济的双赢。

　　中国新闻周刊：“十三五”期间，中国经济要想顺利实现转型升级的关键是什么?

　　巴曙松：未来几年中国经济能否实现转型升级，核心在于创新活力能否得到充分释放，新的经济增长点是否可以得以形成。

　　中国当前的人口红利走过高峰已成定局，资源环境等约束都意味着不能再走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的老路。因此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更多要来自于改革进一步释放潜在活力，例如推进金融体系的改革来促进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推动更高层次的对外开放、加快垄断行业向民间资本开放的步伐、激发民间投资意愿、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以自贸区为切入点推进更大范围的对外开放等。

　　从目前来看，创新创业在特定产业的逐步活跃，的确显示出中国经济转型的曙光。

　　放眼世界，全球经济正延续着过去几年缓慢复苏的节奏向前发展，能够带领世界经济走出低迷、实现新一轮增长的动力将来自科技与金融。

　　目前，中国的资本市场在世界处于什么水平?可以做一个比较。最近我了解到，中国最优秀的私募基金经理管理的单只基金规模大约200多亿人民币，而在美国，这个数据是900多亿美元。由此可见，中国的资产管理行业、以及资本市场还有很大的转型发展空间。

　　新常态下，我国一直在推动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在这个过程中，金融改革和创新将对其产生巨大的助推作用。资本市场在促进经济结构转型升级中尤其将发挥重大作用。

　　要重视对外投资来提高GNP

　　中国新闻周刊：近几年，中国已经稳居全球第二大经济体。那么，在未来中国经济还需要怎样应对全球化挑战?

　　巴曙松：2010年，中国GDP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此后就一直稳居全球经济第二把交椅。但是，如果以GNP(国民生产总值)来衡量，则可以得出许多值得深思的判断。

　　中国与主要发达经济体一个很大的差异是GNP低于GDP(近两年两者差均维持在400亿美元左右)，而主要发达国家一般是GNP高于GDP。这从核算的角度意味着中国来自国外的初次分配收入为负，也即来自国外的生产和进口税、劳动者报酬、财产收入不足以抵消支付给国外的生产和进口税、劳动者报酬、财产收入等。

　　中国经济已经走到这样一个新的发展阶段，需要适应全球化新格局,主动进行全球化布局，扩大对外投资，开辟在海外获得收益的新渠道、新途径。这是因为，一方面，当前是一个扩大对外投资的好机遇，世界经济正处于危机之后的调整进程中，不同经济体的经济波动呈现典型的周期分化特征，不同经济体这样的差异化的经济周期给中国企业提供了多元化、跨周期的投资选择机会。另一方面，中国也需要更多关注对外投资来提高GNP。

　　中国新闻周刊：在全球化大背景下，“十三五”期间，可能有越来越多的中国的投资者盯上海外市场。对他们你有什么建议?

　　巴曙松：中国的投资者在海外市场，最有可能购买的金融产品，主要可能包括几个方面：首先，是在内地市场上买不到的金融产品类型，例如一些风险收益适合内地投资者的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形式。

　　其次，买有估值差异的公司。例如，同样的上市公司股份，国内外估值却不同，要做投资，投资者往往会选择风险收益比更为合理的。

　　再次，就是买更适用针对投资者的风险收益特点进行个性化量身订做的产品。★

　　本文首发刊载于《中国新闻周刊》总第730期

　　声明：刊用《中国新闻周刊》稿件务经书面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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