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分析告诉我们，可能要对所做的投资做一些区分，是有充分自有资本的投资，还是完全或者主要靠借贷形成的投资。这些年国民经济配置效率低，我认为很大的原因是投资者不把自有资本往项目放。投资总有风险，自己的钱都不往里放，用人家的钱来做事情，怎么可能兢兢业业地做好呢？做不好的话，大不了不还吗？

商业世界和金融市场总是有风险的，怎么对付？十八般兵器中的第一个就是自有资本。阿里为什么去美国上市，阿里如果要筹资，轻而易举，筹资就有资本，充实资本就是对付未来不确定性和风险最基础的一招。你看好未来，却把自己的钱压箱底，而用社会上其他人的钱，这种投资体制是有问题的。

大家都在讲信息不对称，这又该怎么办？不是让它变得对称，否则就没有分工了，如果我们都跟马云一样知道互联网，都跟每一个投资方向上的企业家一样拥有关于这个方向的知识，社会就没有分工了，也不会有生产率的提高。真正的办法，是尽量减少它可能带来的不可控的风险，其中有一条最古老、最经典也最基本的守则，我认为到什么时候都很难改变。那就是要自己放进来，要有自有资本，要有重组的自有资本，你对未来有信心，别人才可能对你有信心，一旦投资失败，自有资本还能充当抵押物，同时也是表明你愿意承担投资失败风险的信物。

这些年中，自有资本这个变量弱化得比较厉害，有批件以后，借到钱就敢叫做“投资”，我不太赞同。我试图把这种投资分开来讲，因为这样的所谓“投资”不见得能带来经济的高速增长，也不见得能缩小未来不确定性的空间。2015年，要让新的因素发挥更大的作用，是要增加投资，但不是增加这样的“投资”，而是自有资本直接投资（就是股权融资），然后才是债权融资，按照这样的组合来安排投资。

从这点看，2015年可能是过日子和改革的交集。过日子，就要对付下行过大的压力。其实，仔细观察我们的经济生活，就会发现在很多领域还是有投资机会的，甚至过去低效的投资也是今后继续要扩大投资的一个理由，因为投错了才没有解决问题，而并非没有投资机会。

比如，纽约的地铁有四条线，中间两条是快道，外侧两条是慢道，北上广这么多的人口，这么大的通勤量，我们的地铁才两条线，一站一站停，这不需要扩大投资吗？再比如，上海从虹桥机场到浦东机场，一站一站停要两个小时，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城市，它的时间成本这么低吗，人们能承受吗？

我们需要投资的地方还非常多，中国单位产品的物流成本非常高，长江这么好的黄金水道，却没有充分发挥作用，因素有很多。只要到长江沿岸的县城去看一看，就会发现，好多东西如果运得便宜一点，是可以打入国内市场甚至国际市场的，但问题在于，几个桥就给它们卡住了。在荷兰，所有的桥都可以打开，大船来了以后很容易通过，我们的情况却不一样，早年有的桥很矮，技术不行，钱也不够，而现在要发挥黄金水道的作用，就需要投资。

无论往哪个方向看，中国都有很多投资机会，但不能是原来那种“投资”，不能是弄一个批件、弄一块地、套一笔银行的钱就叫投资。2015年要充实自有资本，政府要带头，不能让几万亿继续趴在帐上——当然，我的意思不是说年底应该突击花钱，应该突击还钱，而是为什么要收这么多钱却让它们“睡”着？要上的税、要收的费还可以好好调整，已经收上去的钱要考虑转到资本金，比如社保，让社保做投资。主办这个机构的是联办，当年联办就是建立中国资本市场的，原因就是因为直接融资的比例太低，所以大量依靠间接融资。差不多20年过去了，一年十几万亿的社会融资总额（股市融资和资本市场也只有融资几千亿而已），远远不能适应国民经济发展的要求。一方面高储蓄，大量银行存款，一方面还排队筹资，股市改革还要注册制，怎么改？这个口不解决，整个国民经济结构性问题就很难突破。

从这样的分析来看，2015可能是一个机会，把深度改革跟当下对付下行“过日子”结合起来，中间变量就是投资。就是把“投资”改成真正的投资，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有资本，政府要带头，国有企业和国有企事业单位也要带头，还包括股份制公司、民营企业。如果我们真的看好中国的未来，就应该投资中国的未来，否则怎么证明我们真的看好呢？扩大自有资本，充实自有资本，增加自有资本，不把稳增长所有的压力压到银行头上，因为银行还要消化这些年高速增长的一些后果。要留有足够的空间，不能因为经济速度一下来，就再通过压银行重新把速度拉回去，那样的话，就不是过日子和改革的结合。根据过去的经验，可能会带来后遗症。所以，看好中国的未来，就应该充实自有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