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本报报道了这样一则消息：8月29日这一天，市妇幼保健院产科一共生下102个新生儿，其中剖宫产新生儿70个，剖宫产率高达67%；市人民医院产科也做了21例剖宫产手术，剖宫产率为63.6%。深圳各大医院剖宫产率急升，皆因为了让孩子生日赶上开学日。这个现象不是今年才有，而是今年更甚。据报道，这几年，深圳负责产科急危重症大医院的剖宫产率一直是控制在40%出头，但每到8月底，就会掀起剖宫产分娩高峰，今年的数量至少较往年增长了10%以上。

　　是家长们不知道剖宫产的风险和弊端吗？非也。导致他们“疯狂”的是这样一条“红线”—按照目前入学政策，小学只招收当年8月31日（含8月31日）前年满6周岁的儿童。否则，孩子只能顺延到下一年入学。有的父母算的是“经济账”，晚一年读书就得多上一年幼儿园，一年就得多花两三万，对工薪家庭来说是不小的开销；有的父母则是出于对教育资源不足的担忧，深圳新生儿每年新增一到两万，小一学位的增长幅度却相对落后，越晚上学或许越难入学。你可以指责家长们缺乏理性，也可以说他们太过焦虑，但谁做选择时能够避免受自身条件和视角所限？从某种意义上说家长们的选择是“合理”的。

　　在今年全国两会上，在谈到房产调控政策导致夫妻为卖房假离婚、以规避缴纳20%的个税时，财政部部长楼继伟讲过这么一句话：“如果一个政策造成一些人间的悲喜剧，这个政策肯定是有缺陷的。”这句话同样适用于评论现行的入学政策。因为大量非必要剖腹产的出现，导致父母无视医疗风险、深陷选择困境的根源，都是因为这个制度设计存在不合理性。

　　入学当然要划定年龄线，但设得如此强硬、非此即彼，便人为制造了巨大的落差。入学资格以8月31日为界，出生时间差一天，甚至一小时、一秒，都可能导致一个孩子要延迟一年才能上学，自然会让部分家长患得患失，最终选择提前出生、争取早一年上学的权利。以8月31日设限来决定孩子入学的资格，也未见有多大的合理性。孩子是在8月底还是9月初出生，会在认知能力和行为控制上出现巨大的发育差别？而运用医疗技术干预便可“合法”获得上学资格更说明，选择以此为界没有科学依据，更可能是为了方便行政管理，但却给民众带来了巨大的选择困扰。

　　充实教育资源则需要时间，远水难解近渴。怎么办？最容易操作也最容易见效的办法，就是调整入学制度。假如把截止时间放宽至当年的12月31日，让准父母可以从容待产。而新的截止期也难以成为第二个家长抢着要冲的“红线”，因为这个时间截点距后一个年度的新学年开始时间（9月1日）只有8个月，孩子最大入学年龄只会是6岁8个月；而按照目前的入学政策，孩子最大入学年龄将是7岁少1天。况且，9月至12月出生的孩子可在两个入学年度做出自由选择。更改入学年龄限制也顶多在当年推高入学人数，其后便会恢复原有秩序，并不会造成太多管理障碍。

　　同样是在昨天，四川省取消了 “9月1日前年满6周岁”小学入学日期限制。但愿有更多的地方能传来这样的好消息。好的制度设计不该让民众为难，只有建立在群体认同上的制度，才能让人们发自内心地信服和遵守。

(编辑：CS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