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是，尽管货币政策打上“抑制资产泡沫”的烙印，但新旧动力转换和供给侧改革的环境下，既不能放水，但也不能紧缩，稳健仍是主基调。因此，相机抉择下的货币环境，难以避免资金“接济”热点楼市。未来开发商推盘将继续降低，当前暂时缓解的供求矛盾或继续绷紧，这就要防范投资资金重回楼市。

2012年以来，政府强调楼市要建立长效机制。此轮热点城市出台调控政策，有应急的意味，但应急过后，长效机制应及时跟上。当然，热点城市调控政策也有长效机制的内容，但规定笼统，后续操作细则和“落地”配套未跟上。基于中期内的供求关系，不排除热点楼市继续火爆。眼下尤其需要从加大投资炒作成本，围堵违规资金，增加有效和长期供应等需求端和供给端的制度建设入手，比如热点城市尽快开始试点征收房产税，在源头上围堵违规资金，加快盘活存量土地，加快以轨道交通建设为导向的都市圈公共服务均等化布局，让长效机制及时跟进并成为中期楼市管理主旨。

早在1985年，全国人大就授权国务院研究征收房产税。2011年，上海和重庆率先试点，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基于遗产税、资本利得税调节缺失，短期内个人所得税调节收入差距难当大任，从经济转型和构建内需社会的高度出发，笔者建议扩大房产税试点征收的城市范围，在2015年来房价快速上涨的城市启动新一轮房产税试点。在征收方案上，可采取家庭一套房免征，对两套及以上住房累进征收。

无论去年的股市异常波动，还是今年上半年的楼市火爆，或当前价格翻番的“蒜你狠”再次袭来，资金绕道和加杠杆入市是主因。由于交易周期长、成本高、非标准化，无做空机制，楼市资金监管相对容易。为此，调控主管部门与金融管理部门要加强协同，监管各方都应站在保卫金融经济安全的高度，拿出专业精神来，不应还停留在供应关闸，甚至价格管制的老套路上。

为适应大城市服务业兴起的产业结构更替现状，除了向集约式的服务业增加供地外，还需加快推进工业用地向居住用地转变，增加土地出让金，涵养未来政府税源。去年京穗深三个城市工业用地占比分别达22%、32%和36%，远高于纽约（3.9%）和东京（5.1%）。而京穗深住宅用地占比分别仅为28%、29%和26%，远低于纽约（44%）和东京（73%）。因此，要加快配套成熟、供应效率高的存量用地盘活力度。

都市圈公共服务均等化布局，包括教育医疗、市政管网等配套服务，也包括产业链上下游（例如研发-制造-物流）。为此，要有提高通勤效率的多种交通工具无缝对接的规划，在轨道站点大规模盖住房和大型停车场；要有提高公共服务供应效率的教育集团化（强校帮弱校）、强化划片入学和学区政策；夯实有效需求的非户籍人口市民化，比如非超大城市对常住人口取消入户门槛，将用地审批“双挂钩”（财政转移支付和新增供地规模、新增户籍人口规模挂钩）等政策的细则落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