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此之外，杠杆风险也一直被人们关注。钱军表示，中国企业和地方政府的杠杆率较高，对上市公司来说，股票价格可以反映杠杆水平，所以去杠杆的效果也有所体现；对缺乏市场机制的企业来说，一个问题在于衡量杠杆水平和去杠杆的信号是否存在，好在目前政府已经对包括央企在内的企业和机构发文专门解决去杠杆问题，重视程度可见一斑。

　　虽遭下调评级，中国主权债券却在市场上获得了认可。10月，标普宣布下调评级后的一个月，财政部在香港发行了20亿美元主权债券，总认购倍数达11倍，5年期债券收益率比同期限美国国债只高出0.15个百分点。不管是超额认购还是超窄利差，都显示出了投资者对中国经济的乐观态度。

　　谈及国际评级机构下调中国主权评级，钱军表示，这并不能准确反映中国最真实的经济状况以及未来走势，评级机构存在一些固有的体制缺陷，尤其在对待主权评级上，评级机构的科学性还有待商榷。

　　谈国际评级：存在体制缺陷主权评级的科学性最差

　　随着对金融市场准入的放宽，人们开始担忧：开放会否意味着更多风险？钱军表示，金融机构做任何业务都有风险，但核心是在风险可控的情况下实现收益最大化。从这一点来看，中国的金融开放是有标准、有把控的。

　　虽然房地产不会爆发全国性的危机，但并不是全无风险。钱军表示，一个是泡沫破灭以后给家庭和企业带来的资产损失，一个是房地产杠杆率过高，资金链一旦断裂引发的后续问题。

　　第二个是房地产证券化程度。中国的房地产贷款的证券化程度远低于美国，房贷里面打包从银行出表的部分更少。所以即使出现问题，牵涉的金融机构也较少，金融系统不会全面瘫痪。美国2008年危机爆发时，不仅是房地产企业，金融机构、评级机构都有问题，再加上缺乏一个中央清算系统，金融机构之间信息传递不畅通，尤其是关于交易对手风险信息的传递，这加大了风险积聚和扩散的可能性。

　　“风险把控是谁可以进来，谁可以做这个业务，以及做业务当中的监管”，通过事前的合格性把控，事中、事后的监管来保证金融开放的安全与稳定。

　　仿佛在回应“被下调评级”，这次主权债发行并没有让三大国际评级机构事先进行评级。这是近30年来，第一个亚洲国家在未获得评级的情况下发行主权美元债券。

　　在钱军看来，虽然中国金融体系近来有一些风险暴露，但是主权评级主要反映的经济体之间相对的安全性和走势，这些评级下调并未反映出中国经济的真实状况，尤其是相对其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现状和未来发展趋势。在国际评级机构的三类评级中，主权评级是科学性最差的。三类评级分别指：公司债评级、证券化产品评级、主权评级。

　　谈及评级机构的现状，钱军表示，目前国际资本市场缺乏非美国的评级机构，中国虽然有评级机构，但短期内很难在国际市场拥有话语权。他认为，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一样的国际机构，它们对各国和经济体的现状以及未来走势的评估或许更有代表性、更客观。

　　钱军发表在国际顶级金融学术期刊Journal of Finance (金融学杂志)和Review of Financial Studies (金融研究评论)的论文发现，评级机构当时对这几家超级大客户的评级存在水分，“就是放，放得比较明显”。这和评级机构的激励机制、收费模式是分不开的，“发债时如何支付评级费用？不是投资者支付费用，而是发债的主体和机构来支付评级费用”。在钱军看来，评级对象付费制导致评级机构的客观性大大降低。

　　“一个市场化经营的企业，如果杠杆过高，市场会惩罚它，但一个不上市的企业或者地方政府，可能就要考虑问责机制了……否则出了问题以后总是由中央政府来买单，就会存在一个道德风险问题，就我犯了错误，我没有什么惩罚。”钱军解释道。

　　“基于这两个数据，我可以非常认真地说(中国)不可能像美国当年那样房地产市场风险剧增，而且一旦爆发便波及到全国……因为第一个是家庭负债率，第二个是有毒资产传播路径，(两者)都没有大问题。”钱军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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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如此，钱军对主权评级被下调依然表达了担忧。“国家主权评级一般被认为是那个国家所有机构和企业评级的上限，一旦下调国家评级以后，接下来会自动下调那个国家里面大部分企业和机构的评级。把企业评级拉下来的话，中国企业在海外发债的成本就高。”他说。

　　首先，股市。经历过2015年下半年的崩盘以后，股市目前的估值水平不高，没有产生明显的泡沫，不会诱发大规模的金融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