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景晖表示，一些中介机构和从业者的违规行为，会不利于房地产市场秩序的稳定，甚至可能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所以这次价格检查，对于遵纪守法的中介企业是一个利好，从长远来看，也有利于促进这一市场持续、健康发展”。

从公开信息来看，长沙星沙区域从今年4月到10月更是半年不见开发商开盘，很多楼盘早已封顶。有些很久不开盘的楼盘，也仅拿出少量房源出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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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政府部门也多次组织针对中介机构的监管。例如北京市住建委曾于今年3月23日约谈当地十大中介机构，在座谈会上，相关负责人特别强调，中介机构不得参与炒房，包括炒作天价房、学区房等；禁止囤积房源，哄抬房屋价格；不得发布虚假房源和虚假价格；不能违规设立资金池，参与首付贷等违规金融行为。据了解，当时约谈的10家中介机构的签约量，占到了北京市存量房总成交量的八成左右。

而交叉检查一定程度上规避了个别地方可能对本地某些违规行为“视而不见”的情况。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副院长杨红旭对记者分析说，“公检法办案，有时也会异地侦查、审理。这次楼市交叉检查，就是为了防范地方政府的纵容、姑息、包庇，为了切除一些地方的保护主义。这一细节也反映出本轮检查的力度很大。”

从10月中旬开始，“史无前例”“楼市风暴来临”，这样的字眼便出现在一些城市的本地论坛中，人们讨论的是10月16日国家发改委和住建部在官网上发布的《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住房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关于开展商品房销售价格行为联合检查的通知》（下称《通知》）。

“在十九大报告中，中央把‘房住不炒’作为楼市调控政策的总方针，这是史无前例的，表明中央层面对于稳定房价十分重视，要求地方政府和相关部门对于政策的贯彻执行力度也是史无前例的。”深圳市房地产研究中心主任王锋对记者分析说，实行交叉检查也能够促进各地方的交流，把一些好的调控措施扩散到各地去。

一家知名房地产企业的高管曾在此前对记者说，房地产企业是与地方政府打交道较多的一类企业，因为开发商需要从政府手中拿地，而土地又是地方财政的重要来源。 “判断房价会不会降，可以对地方政府官员‘察言观色’，如果察觉出对方还对卖地有兴趣，那即使该城正在进行楼市调控，房价过不了多久就可能反弹。”

9月28日，长沙市政府办公厅发布关于“加快在建商品住房尽快入市销售的通知”，剑指开发商延迟建设、拖延上市和捂盘不售，督促开发商拿证销售，引人注目的一条是：多层施工至正负零、高层施工至主体5层，可申办预售许可手续。此前，长沙房产项目申请预售证的进度门槛是：多层封顶，高层建至10层。10月27日，长沙市推行开盘摇号，要求限购区域范围内所有新建商品住房项目，凡累积购房客户大于可供房源的项目，都应采取公开摇号的方式销售商品住房。

伟业我爱我家集团副总裁胡景晖认为，价格检查相对更容易做到常态化和实时性，对于调控政策的落实到位很有帮助。

责编：陈惟杉

“交叉检查”的形式不仅被应用于《方案》中提及的10个省份的15座“重点城市”。11月6日，安徽省物价局和住建厅曾根据《通知》的精神联合发文，要求“各市价格主管部门、房地产市场管理部门成立联合检查组直接开展市辖区的检查工作，并按照‘双随机’的要求，组织所辖县（含县级市）之间开展交叉检查。只有一个县的，由当地价格主管部门、房地产市场管理部门开展检查。”

虽然价格检查行为不只为了控制房价，但一些价格违规行为确确实实推升了房价，以此次楼市体检的重点内容之一“捂盘惜售，炒卖房号，操纵市场价格”为例便可见一斑。

前述浙江省物价局相关负责人介绍说，检查组在北京“通过随机抽检、临时突检等方式，现场检查了一批房地产企业和中介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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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16年的合肥，炒作买卖“房号”的现象也不稀罕。在合肥，“房号”被称为“号头费”，因为楼市火爆，一般人通过正常渠道买不到房，所以购房者在合同价之外再支付一笔费用才能从这些楼盘购房，不少楼盘的“号头费”被炒到了三四十万元之巨。

11月29日，浙江省物价局相关负责人向《中国经济周刊》记者透露，“为做好广东交叉检查组迎检工作，杭州市、嘉兴市及时向当地政府报告了交叉检查有关情况和要求，并对当地热销楼盘相对集中的地区、具体位置和楼盘信息及辖区内主要二手房销售中介机构基本情况进行了调查汇总，提供相关清单供国家检查组实施检查。”对于检查北京的情况，他介绍说，11月13日至24日，浙江检查组对北京市商品房销售价格行为开展了为期两周的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