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免责声明：自媒体综合提供的内容均源自自媒体，版权归原作者所有，转载请联系原作者并获许可。文章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不代表新浪立场。若内容涉及投资建议，仅供参考勿作为投资依据。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风险提示：个券相关公司业绩不及预期。
减税降费政策仍然存在不确定性，需要制度层面的设计。减税降费降低企业运营成本以激发企业活力，企业盈利能力改善后对消费的刺激还需要落实到居民收入上升上来。企业减税降费如果不能转化为员工收入的上涨而是体现为企业主收入增长，高收入人群边际消费倾向低、低收入人群边际消费倾向高，减税降费后若更多是高收入人群受益，则对消费的刺激力度有限，且有可能进一步助推资产价格。贫富差距加大、菲利普斯曲线平坦化在美国已经有所凸显——人均收入增长后消费增长有限，价格上涨水平也保持低位。因而减税降费政策的出台和实施也许制度设计，使得收入分配后更大程度地刺激消费。 高弹性组合建议重点关注佳都转债、山鹰转债、星源转债、百合转债、兄弟转债、铁汉转债、冰轮转债、万信转2、洲明转债、长青转2、富祥转债以及金融转债。 我国各部门杠杆率变化同步性高。从2006年以来的杠杆率数据看，我国各个部门杠杆率的变化存在明显的同步性，表现为在大多数时间政府部门、居民部门、非金融企业部门同时加杠杆或同时去杠杆，最为显著的是在2009年、2011年~2016年期间，各个部门均有明显加杠杆；2016年以来的去杠杆政策下，为了遏制总杠杆率的提高和降低企业杠杆率，通过杠杆内部转移的方式完成，居民和政府杠杆率都有所上行。
来源：明晰笔谈 上周中证转债指数录得不俗上涨，成交量也随之攀高，个券层面新上市个券以及周期版块个券表现亮眼。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在前两周周报中便明确提示投资者要关注转债市场正股带来的确定性机会，同期在推荐组合中增加了周期类转债，寒锐、兄弟等个券在上周表现抢眼，此类确定性标的的价值是短期取得超额收益的重要来源，这一趋势仍将持续。 2019年4月11日，银存间质押式回购加权利率全面上行，隔夜、7天、14天、21天和1个月分别变动了47.10bps、25.76ps、13.50bps、24.48bps和7.92bps至2.27%、2.64%、2.56%、2.67%和2.77%。国债到期收益率大体下行，1年、3年、5年、10年分别变动0.41bps、-0.02bps、-3.07bps、-1.48bps至2.48%、2.94%、3.18%、3.28%。上证综指收跌1.60%至3,189.96，深证成指收跌2.65%至10,158.40，创业板指收跌2.06%至1,691.10。
IMF在2016年10月发表的《全球金融稳定报告》中认为，金融危机后全球主要经济体金融系统面临低增长、低利率和政策不确定性的风险[1]，而BIS认为这一阶段货币政策面临新的三难困境则更加明显：价格稳定、金融稳定和杠杆稳定[2]。 可转债市场周观点 新三元悖论：价格稳定、金融稳定和杠杆稳定。金融危机之后要保持金融环境的稳定需要宽松的货币政策，而这一阶段政策易放难收可能引发资产泡沫；在杠杆本身较高的新兴市场，若经济无法快速复苏或增长不够强劲，金融稳定就又会与杠杆水平之间存在两难困境；财政货币化就成为稳定主权债务的一种方法。 以减税降费为主的财政政策之外，货币政策结构性宽松。2018年以来的货币宽松也呈现出结构性的特征，普惠金融、定向支持中小微民营企业。4月7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促进中小企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旨在纾解中小企业困难，着力解决中小企业面临的生产成本上升、融资难融资贵、创新发展能力不足等问题，破解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仍然需要结构性货币政策作为落脚点。 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配合，或者货币财政化、财政货币化，在我国始终得到较好地执行。财政货币话的具体表现，2014年货币政策宽松背后是配合地方政府债务置换；2018年以来货币宽松背后也有地方政府专项债加速发行。而从另一个角度看，2018年货币政策另一特征是货币政策财政化：MLF抵押品扩容等带有类QE色彩；民营企业再贷款、再贴现支持，民营企业债券融资支持工具和股权融资工具都带有QE色彩；社融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之一，将地方政府专项债融资纳入统计口径也符合货币政策财政化趋势。目前我国仍然属于财政主导的金融体系，如果说2018年货币政策的宽松还是“独角戏”，那么减税降费等积极财政政策加持的宏观调控宽松环境中，2019年货币政策更将配合财政政策和监管政策，实现政策“几家抬”。
中信证券明明研究团队 周四央行未开展逆回购操作，无逆回购到期。
杠杆率水平高企，控制杠杆的背景下要稳增长，则杠杆要实现内部转移。经过了前几轮加杠杆后，目前我国各部门杠杆水平都较高并威胁到金融系统稳定，2016年以来的去杠杆政策后续将以稳杠杆为主。梳理中美两国杠杆率情况的回顾梳理中可以发现，随着近年来杠杆率水平的高企，政府越来越关注经济中的各项顺周期因素，通常采取逆周期政策予以调控，由于针对杠杆周期的逆周期政策的陆续出台，一般而言并不能起到显著降低宏观杠杆的作用，更多的效果是引导杠杆在各个部门之间转移。 未来的方向
本文节选自中信证券研究部已于2019年4月12日发布的《债市启明系列20190412—货币与财政的新组合》报告，具体分析内容（包括相关风险提示等）请详见报告。若因对报告的摘编而产生歧义，应以报告发布当日的完整内容为准。 新三元悖论：价格稳定、金融稳定和杠杆稳定
可转债市场回顾
杠杆高企，减税降费激活企业、刺激消费。杠杆率水平高企，控制杠杆的背景下要稳增长，则杠杆要实现内部转移。这一轮去杠杆是实现了企业杠杆向政府和居民杠杆的转移，在“房住不炒”、控制房价的思想下难以通过政府部门转移杠杆。在杠杆水平高企、经济体量巨大、经济增速趋势下滑的环境中，激发企业活力、刺激消费才是稳增长的药方。以减税降费为主的财政政策之外，货币政策结构性宽松。 【流动性动态监测】我们对市场流动性情况进行跟踪，观测2017年开年来至今流动性的“投与收”。增量方面，我们根据逆回购、SLF、MLF等央行公开市场操作、国库现金定存等规模计算总投放量；减量方面，我们根据2018年3月对比2016年12月M0累计增加4388.8亿元，外汇占款累计下降4473.2亿元、财政存款累计增加5562.4亿元，粗略估计通过居民取现、外占下降和税收流失的流动性，并考虑公开市场操作到期情况，计算每日流动性减少总量。同时，我们对公开市场操作到期情况进行监控。 落实至策略层面，我们认为转债市场仍处于积极可为的时期，结构比仓位更重要的判断不变。具体标的方面，对已经满足或者正在触发赎回条款序列中的标的，我们向投资者重申逐步兑现收益的建议，也会逐步将这类标的移出我们的组合。 我国各部门杠杆变化同步性高。从2006年以来的杠杆率数据看，我国各个部门杠杆率的变化存在明显的同步性，表现为在大多数时间政府部门、居民部门、非金融企业部门同时加杠杆或同时去杠杆。美国企业、居民、政府部门杠杆率增速存在明显的互补特征，尤其是政府部门与企业部门杠杆率增速的互补特征显著。 我们重申近期在周报中强调市场形态已经从左侧逐步切换至右侧，价格安全垫带来的左侧布局机会已经远去，正股资质逐渐成为安全垫的提供者。而溢价率则是决定转债与正股相对性价比的核心因素，就此轮行情而言，虽然转债价格已经来到绝对高位，但溢价率仍处于相对合理的区间，换而言之市场参与者仍保有理性，从近期新上市个券的初日溢价率中也不难发现这一现象。在此背景下，绝对收益视角下转债或不如正股，但转债依旧可以享受正股红利。 以政府加杠杆和基建刺激的方式稳增长，会带来所有部门杠杆率的抬升。在以基建为发力点的经济刺激政策下，政府部门加杠杆以扩大基建投资。而基建为支出，地产为收入，基建投资需要通过地产和土地出让来偿债，因而表现为地产投资上升，进一步回到居民部门加杠杆消化房地产库存的道路上来。从历史上看，2008年的基建刺激要求2009年房地产开发投资快速上行并维持高位，2013年以来的基建投资增速高位运行也要求2016年以后的地产投资增速回升。而在地产投资增速上行阶段，居民部门中长期贷款规模也有明显增长。因此形成了政府、企业和居民部门杠杆水平均抬升的局面。
在杠杆水平高企、经济体量巨大、经济增速趋势下滑的环境中，激发企业活力、刺激消费才是稳增长的药方。在一个“赶超型”经济体中，“大政府”确实有助于在制度上进行顶层设计，维持经济高速增长，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但随着我国经济体量增大到全球第二、经济高增速难以维持，在经济增长趋势下滑、杠杆水平高企、经济向创新型发展转型的阶段，很难通过对外学习解决内部问题，甚至需要政策创新和制度输出，而事实上近年来我国在企业技术和商业模式方面的诸多创新确实已经领先海外。这意味着我国经济增长要从以往大政府大支出转向企业投资和消费拉动，因而要求减税降费激发企业活力、刺激消费。 回到债券市场，近期债市波动加剧，利率经过大幅上调后已经充分pricein了猪通胀、金融数据和经济数据的乐观预期，后续利空空间不大。在结构性宽松的货币政策之下，近期货币政策或将采取流动性投放弥补资金缺口，可能促成一波交易机会。我们坚持10年国债到期收益率3.0%~3.4%区间不变。
具体而言，金融危机之后要保持金融环境的稳定需要宽松的货币政策，而这一阶段政策易放难收可能引发通胀风险，例如欧洲央行QE和零利率政策，都有可能引发通胀；而一旦经济复苏而通胀处于低位，货币当局可能忽视金融稳定而开始收紧货币，例如欧洲央行2011年两次加息，最终还是引发了金融系统风险。而在杠杆本身较高的新兴市场，若经济无法快速复苏或增长不够强劲，金融稳定就又会与杠杆水平之间存在两难困境。而许多新兴市场国家存在较大的预算缺口，危机后货币政策开展流动性投放如果以降低政府融资成本为目的，货币政策财政化下价格稳定就成为主权债务之后的目标，而通胀一方面会提高举债成本，另一方面却有助于提高名义GDP而进行去杠杆。 货币财政化下，高增长与低杠杆难兼得
这一轮去杠杆是实现了企业杠杆向政府和居民杠杆的转移，在“房住不炒”、控制房价的思想下难以通过政府部门转移杠杆。如前文所述，如果通过政府加杠杆开展基建的方式刺激经济增长要求土地出让和居民加杠杆买房的方式进行债务接盘，而居民加杠杆买房则难以限制房价，换一种说法，在限制房地产和房价的情况下很难通过居民部门承接政府加杠杆推基建的债务，因而房价和居民杠杆成为政府加杠杆开展基建刺激经济增长的约束。 市场回顾 我国各部门杠杆变化同步性高主要原因在于以基建为发力点的经济刺激政策下会导致所有部门杠杆率先后抬升。在“房住不炒”、控制房价的思想下难以通过政府部门转移杠杆，杠杆率水平高企，控制杠杆的背景下要稳增长需要减税降费激活企业、刺激消费，以及结构性宽松的货币政策。
而美国各部门杠杆率增速存在明显的互补特征。根据BIS的数据，美国企业、居民、政府部门杠杆率增速存在明显的互补特征，尤其是政府部门与企业部门杠杆率增速的互补特征显著。美国政府部门会在企业部门被动降杠杆阶段进行主动加杠杆以稳定经济增长，而不造成居民部门跟随加杠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