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其在北京、上海等地，已经形成了比较完整的配套服务体系。甚至，还诞生了一些高度创新的互联网服务模式，比如晨哨旗下的“中国大买手”平台（），就是一个致力于打通中国资本走出去“第一公里”的范例。就在最近”中国大买手“发布了自己的3.0版本，完成了又一次进化。

　　所以，借鉴日本是必要的，我们确实应该认真来看看日本教训究竟是什么？但目的并不是因噎废食，而是谋求进化。

　　这是历史上真实的一幕，日本有四大教训，非常值得中国政府和企业引以为戒。

　　从中资投资者的自身性质来看，2014年，无论是按照交易宗数还是披露金额比较，民营企业是海外并购的主导者，然而在2015年，虽然按照交易宗数衡量，民营企业仍保持主导地位，但按照披露金额比较，国企的投入远远大于民企，以总计金额1325.30亿美元几乎占了年度中资海外并购总金额的6成。

　　但另一方面，政策出现了不稳定、不明确、不可预期的走向。首先因为2月份的外汇波动，外管部门大大收紧了资金出境通道，取消了QDII等额度。对于海外直接投资，即ODI，立项层面由商务部门审批，但是涉及资金出境仍要归口外管。多地出现了外管部门和商务部门政策口径不一，执行力度不一的问题。

　　我们认为金融时报和纽约时报那两篇文章的思考不够深入的一个根本原因，就是他们对日本海外投资还停留在20年前的“刻板印象”，却忽略了日本的不断进步。

　　当然，我们比以往都更加清晰地认识到，这种进化绝不会一蹴而就。野蛮生长与快速进化将长期并存，现在只是一段伟大历史的开端——能否持续进化，还需要一场宏伟的实验来证明。但我们非常乐观，环境的变化有多剧烈，中国大买手的进化就有多快！

　　其次，工商管理部门在治理互联网金融乱象的压力下，一刀切地中止了任何带有投资、基金称谓的公司注册，误伤者众，也包括了很多以正当海外投资为目的的项目公司或并购基金。我所熟悉的一家可能是中国在硅谷最牛的华人投资机构，其新的人民币基金在得到上海政府引导资金的大力度扶持之后，居然无法注册。

　　中国大买手——那些勇于走出去进行股权投资的中国企业们全面崛起。根据晨哨监测，当年超过1亿美金的中国跨境并购达到88宗。

　　凡事，都有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也许很多交易并不完美，甚至是失败的，但这都是进化的代价。

　　在2013年之前，中国几乎所有的大型跨境并购都是央企操盘的，大多集中在资源领域。这些交易带有比较明显的国家战略意图，谈不上太多的企业逻辑。

　　现在，很多中国海外并购的动力就是来自于国内原有产业疲软的压力，希望通过海外收购来实现产业升级和转型。要意识到，这种转型并不容易。

　　事实上，政策的左冲右突和大幅度波动，是最大的风险所在。中国政府在2013年释放出了强烈的加快资本项下开放的政策导向。当年发改委9号文将对外投资的审批制改为了备案制。年底，上海自贸区落地。2014年，四大自贸区联动，推出了一系列鼓励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政策。但是2016年初，出现了本文开头的频繁的冲突性政策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