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解决监管协调问题，“钱荒”之后的2013年8月，国务院批复成立由人行牵头的金融监管协调部际联席会议制度，但事后证明收效并不明显，局部风险仍然时有发生。此后，在党和政府的各次有关会议上，金融监管协调问题被屡屡提及。2015年11月，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了“十三五”规划建议，提出：“加强金融宏观审慎管理制度建设，加强统筹协调，改革并完善适应现代金融市场发展的金融监管框架，健全符合我国国情和国际标准的监管规则，实现金融风险监管全覆盖。”2017年7月召开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提出，设立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强化人民银行宏观审慎管理和系统性风险防范职责。金稳委的设立成为推进监管协调的关键一步。

　　我国改革后的金融监管体系，既兼顾我国国情和历史路径，同时也参考了金融危机后部分国家的经验，对现存问题有很强针对性，较为科学、合理，预计将有良好收效。宏观层面，由人行负责货币政策、宏观审慎（即双支柱），双支柱分别致力于实现币值稳定和金融稳定，同时也一定程度上参与审慎监管。微观层面，由银保监会、证监会负责具体的监管措施落实，这是双支柱的柱础。而宏观、微观之间由金稳委等机构实现协调。同时，银保监会主席兼任人行党委书记，也能从另一方面促进宏观、微观之间的协调。货币政策、宏观审慎、微观监管三者明确分工又充分协调运作，金融监管的“双支柱+柱础”模式基本成型。

　　而这种模式更为典型的例子，是英国在2007年金融危机后，参考澳大利亚等国家建立的金融监管体系，即“双支柱+双峰监管”模式。由英格兰银行（英国央行）负责货币政策、宏观审慎（双支柱，分别由货币政策委员会、金融政策委员会负责），同时英格兰银行审慎监管委员会下设审慎监管局，因此三大委员会分别负责货币政策、宏观审慎和微观审慎。另外在英格兰银行之外还设有金融行为监管局（向财政部、议会负责），审慎监管局与金融行为监管局构成所谓的“双峰监管”。

　　初步比较来看，我国与英国模式的主要区别在于：（1）微观监管不由两个机构负责“双峰监管”，微观审慎监管和行为监管均由监管机构（银保监会、证监会）负责（但监管机构内部有类似“双峰”的划分，比如内设分别负责审慎监管和消费者保护的部门），这主要是考虑到我国金融机构发展程度与西方还有一定差距，有时在实际操作中，微观审慎与机构行为区分没那么清晰，执法检查也可一同进行，宜由一个机构统一负责。

　　（2）央行不直接负责微观审慎，而是宏观、微观均统一接受金稳委协调、指导，而这是宏观、微观联结的关键点。

　　从全局来看，我国现有体系与海外有所差异，但确实也对英国等其他国家的监管体系有所参考。

　　“双支柱+柱础”模式有望弥合宏观、微观长期割裂问题。屡次金融危机无情地证明，微观个体的理性并不能保证集体的理性，更何况微观个体还不一定理性。所有基于微观主体“理性人”假设的宏观政策，最后都会在残酷的现实中变得收效不彰。金融危机之后，中外金融监管均强调了宏观审慎，增进了宏观、微观的协调，致力于粘合宏观、微观之间的割裂，尤其是致力于对微观主体行为给予更强力的逆周期干预。这是人类金融史上的一次重大调整，因为宏观、微观的割裂，在2000多年前便已埋下伏笔，并困扰了人类20多个世纪。

　　二、观点分野、致命割裂与现实妥协

　　1． 2000多年前的中西货币观分野

　　在人类思想史的群星时代，也就是公元前3-6世纪左右，中国、欧洲、中东等地同时涌现出一大批思想家，一举奠定了人类主要的哲学基础。令人惊奇的是，当时，东西方对货币的理解几乎是截然相反的。在中国，管子等先哲率先提出，“先王制币”（《管子·国蓄》），并有详细论述，形成了货币名目论或货币国定论的思想。虽然我国也出现过贝壳等一般等价物，但先哲们非常前瞻地认识到货币的本质是信用，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社会关系，它与一般等价物之间并没有必然的演进关系，国家应通过调节这种社会关系进而调节经济活动。而比管子小约300岁的希腊学者亚里士多德，则陷于货币起源于商品（一般等价物）这一线索之中，提出了货币金属论、货币商品论的思想（其论述中也隐约有点货币名目论的影子），并在西方被广泛接受传承（其间也有西方学者提出货币名目论、货币国定论，但未成主流）。

　　从此，中西货币思想史朝着不同方向演进，随之而来的是迥然不同的货币体系，也就是金融体系的实践。既然西方先哲认为货币主是贵金属，是源自交易的，只是对经济活动起到润滑作用，那么后来形成货币中性论、面纱论的观点也就顺理成章了。这一观点体现到了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中，以及瓦尔拉斯一般均衡中，影响了整个古典经济学。在这些理论中，货币只是交易工具，不会实质性影响经济，模型中几无货币的影子。虽然他们历史上也有国王发行货币的实践，但理论体系中却依然有意无意排斥了政府因素，坚信无需政府的介入，只要所有理性人共同决策，经济和金融便能完美运行，宏观、微观自此割裂，甚至不准备花费心思去观察微观主体种种扭曲的行为。

　　而遥远的东方，货币名目论更接近信用货币的客观现实，并在先王制币思想影响下，政府的身影从未脱离过经济，而且，很早就有了宏观调控、货币政策之类的雏形，政府对维护经济平稳似乎有着天经地义的责任，信用货币率先诞生于中国也合乎逻辑了。

　　2． 现实的妥协：二级银行制度

　　当然，现实中的货币体系走到东西方的两个极端都不完美。西方的宏观、微观割裂的视角，最后导致的结果是，自由放任的市场中微观主体并不必然理性，金融危机屡屡发生，财富化为乌有，对微观主体加强监管也无济于事。凯恩斯引入政府有形的手，也未彻底解决这一问题。而东方，虽然较早地认识到货币的信用本质，并由圣明的先王制币，但问题是，后代的帝王却不一定圣明（理性），货币滥发导致恶性通胀的事情时有发生，后人一直在苦苦寻找控制发行的方法。随着近代货币存款银行的出现，存款货币开始登上历史舞台，不再由君王直接发行货币。尤其是中央银行的出现，既代表政府控制存款货币的发行，本身又相对独立于政府，这似乎是国家货币与自由货币的一种妥协与调和。

　　如今，“中央银行—商业银行”二级银行制度逐渐成为了各国货币制度的标配，银行签发银行券（如今是存款），成为了真正的货币发行者。而央行则通过各种货币政策工具控制银行的存款发行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