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我国，截止2017年末，以M2来衡量的全部货币总额为167.68万亿元，但其实人行只发行了32.19万亿元基础货币，分别由银行、居民持有，其中居民持有的部分计入M0，为7.06万亿元。但银行以持有的25.02万亿元的基础货币（含24.38万亿元的存放央行，和少量库存现金）为储备，再向居民发行了160.61万亿元的存款货币，占全部M2的95.79%。显然，存款货币才是货币的主体。因此，想控制货币，必须控制银行行为。

　　但即使如此，东西方实践依然没逃出2000多年前的哲学基础。西方基于理性人的假设，相信这个银行系统的运转无需政府，于是拥有较为自由的银行制度（崇尚自由理念的美国将自由银行制度发挥到了极端），其后果便是一次次银行危机。东方则一直拥有浓重的国家银行色彩，比如我国一度由国家银行垄断了所有业务，而政府则高度控制国家银行，结果是稳定有余，灵活不足，过去总是有舆论批评银行服务质量不佳，因此政府一直有意推进银行业市场化。

　　既然现行银行货币制度是妥协而来的制度，那么双方之间就不可避免地需要某种协调，而这种协调有着先天的困难。在二级银行制度下，所谓货币，本质是银行负债中的主要类型——存款。于是，国家调节货币，本质上是调节银行的资产负债表，背后则是调节银行的各种业务行为。然而，若把调节银行资产负债表的职能从央行（货币当局）剥离，一个难以调和的矛盾就出现了：央行负责调节货币，但微观上调节银行资产负债表的职责，却不在央行，而在微观监管部门。央行只能通过存款准备金率、基础货币投放等一些间接政策工具调节银行行为，中间需要漫长的传导，不管是利率工具（调节基准利率等）还是数量工具（调节存款准备金率、信贷额度配给等），均需要通过银行行为的传导。而传导机制总是被银行行为扭曲得面目全非。换言之，货币政策、微观监管的分离，实践中就是存在致命伤的。

　　但很显然，西方哲学却从货币金属论出发，长期把两者分离了。最早，银行也被假设是理性人，它们自由竞争会使一切达到最优，不需要政府干预。但事实是，个体的理性，不但不能保证整体理性，有时反而会带来整体的癫狂。因此，这种分离基于一个虚无飘渺的理性人假设，实践中贻害无穷，一连串的“经济事故”便接连上演了。

　　三、经济事故频发的金融体系

　　基于西方哲学的宏观、微观割裂，不管在微观监管上有多努力，依然不能摆脱经济事故的频发。我们借用“事故”一词，用来囊括大大小小的各种波动，小的如局部风波，大的则如全球性金融危机。

　　1． 几次典型的国内外经济事故

　　人类有着一部漫长的金融危机史，无数个被经济学经典假设为理性的人，在某些情况下，突然发生集体性癫狂。有时，微观个体已失去理性，而有时，他们是保持理性的，只不过他们的理性行为并没带来整体的理性。而后，西方也不断修正自己的完全市场主义的思想，慢慢纳入了政府因素，实施宏观调控，加强了微观主体的监管，却绝望地发现，金融危机依然如鬼魅般挥之不去。

　　一次典型的金融危机，其过程一般是包括“过度信贷导致资产泡沫—收缩信贷导致泡沫崩盘”两个阶段。前一阶段往往伴随着资产价格暴涨，资产价格成为了评判宏观稳定的关键指标，所谓资产主要是地产、证券或大宗商品，历史上也包括姜蒜和郁金香。当然，即使不主动收缩信贷，泡沫也不能大到无穷，终有一天会自行泡灭。要避免后一阶段的悲剧，惟一办法是在前一阶段及时干预和遏制，而这正是宏观、微观割裂的情况下很难完成的。

　　次贷危机便是一次典型的金融危机。2001年互联网泡沫破裂后，美联储放水救市，当时看来这似乎并无问题。然后，大量的流动性助推了资产价格上涨，比如房地产。次级抵押贷款业务被开发出来后，开始有不少银行参与，其他银行有两个选择：要么跟进，在市场中分一杯羹，要么不跟进，那就只能看着“别人家”的银行员工领奖金，华尔街的分析师还会写报告点评自家盈利不如别人，这更令股东层光火，令管理层焦虑（这一情况在我国“四万亿”刺激时同样上演）。所以，理性人的理性决策，是跟进。而当所有人都一起理性地跟进时，当局便发现，整个体系已没有丝毫的理性了。房价大涨，好多并无还款能力的人背负高额负债。当货币当局收缩货币时，整个泡沫瞬间被刺破，开始坍塌。借款人开始出现大面积违约，风险随衍生品和影子银行传播，引起一些放贷机构和购买相关衍生品的机构破产，随后席卷成一场全球金融危机。

　　所幸的是，我国并未发生过类似的重大金融危机，但原理相同的局部危机，却时有发生。早的如海南房地产泡沫，近的如2011年温州中小企业危机。

　　2008年政府推出“四万亿”刺激之后，2008-2010年银行业投放了天量信贷，其中投放至浙江的比例很高。很显然，传统制造业是吸收不了这么多资金的，浙江企业主们——以风险偏好最高的温州企业主最为典型——把大量资金投入到房地产、矿产等低流动性资产中去，博取收益，房地产和大宗商品价格大涨，比如温州平均房价在2010-2011年上涨了约50%（部分高端楼盘涨幅更加惊人）。2010-2011年，宏观调控开始，人行收紧银根，资产价格回落，流动性枯竭，企业主们短贷长投，资金链（负债链）断裂，最终于2011年中期左右开始出现中小企业大面积债务违约（包括对银行借款和民间借贷），并发生了一些企业主自杀、逃亡的事件。同时房价快速回落，银行不良资产高企，代价沉重。而如果一开始在过度信贷时，监管层便及时干预，及时制止信贷资金挪用等行为，尤其是尽早实施一些与房地产信贷相关的宏观审慎措施，也许情况不会陷入后面那种悲惨的境地。

　　而我国2013年6月的“钱荒”（银行间市场流动性紧张），业务类别不再是传统信贷，但本质相同。2010-2011年宏观调控之后，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房地产企业等主体很难再从银行获取信贷，于是，银行将信贷包装成同业投资，继续向这些领域放款，信用继续扩张。人行惊奇地发现，表内同业投资本质上与信贷无异，无非就是一笔绕道的贷款，也会派生M2，但她自己却无管辖这些业务的职能，监管部门也对这些业务没有非常明确的管制。这最终导致，2013年上半年的M2增速远远超过了年初的目标，资产价格继续上涨，宏观、微观割裂的严重后果摆在眼前。人行既然不能直接管制银行业务，那么只能通过收缩流动性的方法，源头上断绝了流动性的供给，但因此却导致市场鸡飞狗跳。2013年6月20日，DR007回购利率一度窜上28%的极端高位，在可预见未来内可能很难再见到。

　　2． 柱础协调确保体系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