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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时，这些开发商绝不会想到，一场声势浩大，有计划有组织的救援行动正在路上。

　　这次下沉，是产业和资金的逆城市化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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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7月31日，这一天的政治局会议，提及房地产市场，用了“坚决遏制房价上涨”八个字。

　　一代新人换旧人，敏锐地New money 抓住了互联网逆城市化的进程快速崛起。另一批崛起的是old money的地产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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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城乡关系与人口迁移角度看，那是一场人口的逆城市化运动。新中国成立后，人们以为城市化才刚刚开始，没想到等来的是逆城市化。

　　这不是地产商第一次下沉。

　　拼多多应运而生。2015年9月成立的拼多多，65%的用户来自三线或以下城市，做到1000亿的年GMV（网站成交金额），只用了两年3 个月时间，而京东用了10年，唯品会用了8年，淘宝用了5年。

　　三四线棚改运动如火如荼地开展，手里攥着棚改拆迁安置款的大妈冲到售楼处，买房像买菜。那些被一二线限购的人，看着飙升的三四线房价，终于也忍不住冲了进去。

　　2014年年底开始，中国进入降息通道，连续六次降息，房贷利率下调到25年来最低点，首套房首付比也下调了。

　　根据易居研究院的研究数据，截至2016年7月底，国内一、二、三线典型城市的房地产库存量分别是2890、4182以及17460万平米。此外，一、二、三线城市的库存增量比为1：8：14，库存堆积在三四线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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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如后来有领导判断：“人多了不把他们安排到农村去劳动就业，都摆在城市没事干，有些人会变坏。”

　　情况在慢慢发生变化。

　　于是，把痛点挂嘴边的互联网人迅速填补了三四线的空白。

　　上一次展示这股强大意志力量是在六十多年前。那也是一个狂热的年代。

本文首发于微信公众号：港股那点事。文章内容属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和讯网立场。投资者据此操作，风险请自担。

（责任编辑： HN666）

　　西方逆城市化促进了城市化水平与质量的提升，而以“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为实践形式的“政治动员型逆城市化”，则没有起到相应的作用。就像上山下乡的知青在计划力量退去时，立马返城。这一轮三四线去库存，失去棚改力量后，资金也会反弹回流，库存转移到了广大群众手里，中国三四线或以下城市的楼市，或不会有下一波的高潮了。

　　根据21世纪经济研究院数据，一些省份相比2018年，大幅下调了2019年的棚改任务目标。

　　1961年至1966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有组织地大规模开展，知青上山下乡作为一项在全国范围内有组织有计划开展的长期工作被确定下来。

　　进入60年代，单一经济体制、中苏关系恶化、天灾人祸等历史原因，稳就业问题越来越严峻，知青下乡从号召变成强制计划。

　　卖不出去的房子静静地躺在资产负债表上，而利润表在不断掉血，这些被套牢的old money纷纷改变战略：退出三四线，聚焦核心城市。

　　以房地产为代表的old money 和以互联网为代表的new money 都参与了这一波逆城市化浪潮，不同的是：

　　四人帮倒台后，知青一心想的就是回城，已经听不进任何豪言壮语，当有人劝留在农村时，他们只用一句话顶回去：

　　每逢拉动经济，就刺激房地产市场，刺激一过度，一二线城市地产政府就出台调控政策降温。在这样背景下，2010年后，地产商为躲避限购等调控政策，扎堆涌入三四线城市，这是开发商第一次自发地下沉。

　　作者 | 三个火枪手

　　近年一个重要的商业趋势就是：下沉。

　　在人口红利消退后，中国智能手机整体渗透率也进入新常态。但是，宏观是我们必须接受的，微观才是我们可以有所作为的。三四线的手机渗透率增长空间就是有所作为的结构性机会，而且随着低线级城市智能手机普及，购物、信息、娱乐等需求也是有所作为的微观机会。

　　而开发商自发地下沉失败后，凭着人定胜天的钢铁般的意志，去了库存。

　　房地产政策调控松紧之间，竟然造出了三年小周期。美林时钟被玩成电风扇，企业战略也跟着变成了电风扇。

　　群体只会干两种事——锦上添花或落井下石。

　　当年稳就业的手段有限，农业能容纳的劳动力天然多于城市重工业，加上当时农业合作化运动热潮，急需会计等各类人才。因此，1955年9月《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发出号召：

　　计划之手拨弄下的人流，在计划之手收回后，终归会恢复原样。

　　但是那些热血青年宁愿在城市“变坏”也不愿去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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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股热潮中，不止是互联网科技为代表的new money，还有地产这类old money。增量红利消退，存量时代悄然而至，三四线成了肥美之地。于是，new money和old money 历史性地在三四线城市会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