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40年中国经济的成功非同凡响，甚至超出自我的预期。现在的问题是，下一个四十年还会继续这样的成功吗？答案是，不行。这是因为带来成功的中国城市的资本型增长阶段已经接近尾声，高增长必须转向高质量。在城市运营阶段，中国经济将面对完全不同的问题，必须尽快寻找到新的增长动力。

图3中国的人口城市化水平与基础设施城市化水平（2015年）

这是一个很有争议的判断。的确，如果按照常住人口统计计算，2015年中国的城市化的水平为56.1%。从这个数据来看，中国的城市化似乎还有很大的增长空间。东亚各国也正是在这样的城市化水平时，经济才开始起飞，怎么中国就要转入“新常态”了呢？但这实际上是由于按照常住人口统计计算城镇化率，导致数据上的偏差造成的。如果按照城市建成区的面积计算，2015年中国的城市建成区面积为51948平方公里，如果加上以工矿区名义拓展的城市建成区，规模达到10万平方公里，可以容纳将近80%的人口。发达国家的城市化放缓都出现在城市化率达到70-80%这个水平，这是城市化的一个转折点。由于土地金融支持了中国的空间城市化，使城市化出现一个巨大的“提前量”，中国的城市化也因此将在较低的人口城市化水平就开始转型。

图4 转型经济的成本结构

而一旦进入城市化2.0阶段，城市发展所面临的问题会完全不同。城市化1.0阶段的主要问题——资本缺口，就会被城市化2.0阶段的主要问题——现金流缺口——所取代，如图6所示。城市面临的普遍困难是资本充裕却没有更多的投资项目，而维持城市运行的现金流（包括养老金、社保在内一般性财政支出）会出现严重不足。在城市化的第一阶段，增加固定资产投资是“好的”增长，说明城市政府的信用特别好，能融资；但进入第二阶段，城市需要的固定资产投资已经基本完成，再继续增加大量的固定资产投资，带来的增长就是“坏的”增长。

宏观经济学中GDP是将两阶段模型中阶段1的资本支出（或收入）和阶段2的现金流收支（或收入）加总获得，由于没有区分两种GDP的经济学含义，因此看不出经济的转型。同样的GDP增长，既可能是由“好增长”推动的，也可能是由“坏增长”推动的。在转型阶段，如果“坏GDP”减少的快，“好GDP”增长的慢，经济转型成功的同时，加总的GDP却可能是减少的。反之，固投继续增加而没有创造现金流，经济增长反而意味着转型失败。

五、转向土地财政

当中国城市化资本型增长阶段完成转入现金流增长阶段，土地金融也要随之转向土地财政——一次性土地收入不再重要，单位土地产生的现金流成为新阶段更主要的指标。简单讲，就是两阶段模型中的6个变量——3个变量要增加，3个变量要减少。

资本公式中的三项：（1）融资收入要减少。因为投资需求C0下降，融资需求也会相应减少。此时，如果再卖更多的土地来进行固定资产投资，却找不到有价值的投资，利息支出只会导致政府现金流缺口扩大。（2）固定资产投资要减少。特别是要减少那些资本支出大却不能带来效益的项目的投资（比如地铁）；要尽量避免建那些大量消耗现金流的但产出有限的“大白象”工程（比如音乐厅和体育馆等）。此时，固定资产投资下降带来的经济增长放缓不是坏事，而是经济转型的理性选择。（3）资本剩余不能为负。但一定不能用增加的资本剩余直接来弥补现金流缺口，而是要把这些资本剩余投入到能产生现金流型收入的项目（比如投资获得的分红），这些分红才能被用来作为现金流的补充。

运营公式中的三个变量：（1）收益项多多益善。只有足够的收益，才能覆盖迅速增加的一般性支出；（2）支出项越少越好。支出节省，就是收入增加，一般性指出是否能够得到控制，是转型能否成功的关键。预算软约束是转型阶段最大的难题；（3）剩余项多越大越好。剩余越多，应对危机能力越强。认为储蓄（包括外储）无用甚至有害的财政观点是基于过时的财政理论。发达国家追求平衡预算，是因为他们的地方政府是服务型政府，其本质就像中国的物业公司。而中国地方政府是发展型政府，两者预算的逻辑完全不同。实践中，那些平衡预算的政府，稍微遇到危机，就必须负债，赤字运行，进而危及城市财政的可持续性。而拥有储蓄的经济不仅能够应对危机，甚至可以借机抄底，低成本实现经济结构的升级和超越。

在这里还需要特别澄清一下所谓的“过剩产能”的概念。现在一提到“过剩产能”，人们就会认为是生产了一堆无用的“鸡肋”。其实这些表面上无用的产能，完全有可能成为新产业的资产。一个汽车厂倒闭了，那块地和厂房可以用制造变压器；摩托罗拉倒闭了，分散出来的人才成了中国IT产业的中坚力量；铁路、电报、光纤都曾带来过巨大的资产泡沫，但分别为物流、通讯和互联网的发展提供了基础。“过剩产能”不过是放错了地方的资产。“四万亿”投资刺激计划的确拉高了政府负债，但也创造了大量资产。这些资产比如高铁，对中国经济的真正效果，可能是现在我们还看不清楚的。只要债务处理得好，这些在现金流转化过程中失败的资产，都有可能会成为另一个新的商业模式的初始资本。

在这个转型的阶段，“有为政府”扮演非常关键的角色。危机来临，政府一定要有所作为。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国政府对企业和日本央行对股市都实施了直接的介入和救助，实践证明这些作法是有效果的。

六、转型的风险

固定资产投资的减少会带来一个一个意想不到的严重后果——货币供给不足。转型的越迅速，这个后果就严重。这是每一个转型经济必须面对的最大风险。

传统的经济学智慧大多隐含着一个“一致性假设”：宏观经济是微观经济的加总，微观合理的经济行为，在宏观经济效果也必然是正面的。亚当斯密（1776）著名的“看不见的手”中就隐含着这种一致性假设：“他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杨小凯（2003）甚至认为好的经济学根本不应该区分宏观和微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