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在现实中，这种宏观与微观“一致性假设”并不存在。很多情况下，合理的微观经济经决策的合成效果，却导致了不合意的宏观结果。19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期，凯恩斯发现在成千上万人失业的同时，机器和其他资产却在闲置。微观上，每个微观主体都在增加储蓄都是合理的，但在宏观上，实际上却是在损害经济。正是这一伟大发现，颠覆了“一致性假设”，将经济学带入宏观世界。

扭曲微观行为的宏观效果的Mobius环，就是货币。在古典货币时代，储蓄在微观上看是一种跨期配置财富的理性行为，但这种行为加总的效果，却会导致作为储蓄的货币退出流通，导致市场上通货不足引发经济衰退；在现代信用货币时代，储户到银行提出储蓄，是正常的微观行为，但如果一起提款却会导致损害所有储户的结果；债主向银行还贷，也是没有问题的微观行为，但如果债主一起还贷，却会导致流动性不足、诱发通货紧缩甚至经济衰退的宏观效果。因为货币的存在，使得微观明显不合理的政策，在宏观变得有意义；或者相反，合理微观行为加总得到的却可能是负面的宏观结果。凯恩斯发现了货币的这一效果，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就此分道扬镳。

现在有一种说法，罗斯福干预市场并没有拯救美国的大萧条，凯恩斯主义反而不必要地延长了经济走出衰退的时间（Jim Powell，2004）。罗斯福新政之所以效果不彰，并不在于政府不应当干预，而在于政府并没有意识到货币不足才是大萧条的根本原因，干预的方法不对。许多新政，比如提高税率（1929年美国最高税率是24%，1935年则提高到79%）并不能创造货币。新政新政财政扩张创造的货币，远低于市场萎缩减少的货币——政府融资增加抵消不了社会融资的减少。

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政府巨大的债务需求，才给市场提供了足够的货币。从微观上看军舰、坦克、飞机都是以摧毁财富为目的的，其本身不会带来财富的增加，但战争所带来的债务需求，却创造了海量货币，正是因为货币供给的恢复，退出市场的要素重新被卷入分工，一举将美国经济拉出大萧条。二战用经济学自己都始料不及的方式证明了宏观经济学。

城市化转型成功的宏观结果，是投资需求下降，而信贷需求也随之下降。在古典增长中，这不会有问题，就像一个企业或家庭，完成固投后，就不再需要贷款，贵金属货币并不会因此而减少。但在现代增长中，社会融资需求的减少却会带来一个严重的后遗症，货币供给减少。一旦社会流动性不足，就会出现通货紧缩导致的整个社会的分工水平下降。也许停贷甚至还贷，去杠杆，在每一个微观资产负债中都是正确的，但加总的宏观经济效果却会给经济带来巨大风险。

正确区分政策的微观和宏观经济效果变得非常重要。转型成功的前提就是必须找到一个新的资本需求替代旧的资本需求。如果找不到这个需求，或者新需求规模上不足以替代旧的资本需求，经济就会出现萎缩甚至危机。这就是为什么投资减少会导致经济危机，也是为什么当市场投资不足时，政府要通过宽松财政，直接创造融资需求。也许政府投资的项目本身不能带来符合市场标准的回报，有时甚至回报是负的，但政府投入的宏观效果依然比不投入好。因为政府的宏观目标是给市场提供货币而非自己获益。

如果这一逻辑是对的，我们也就可以知道为什么日本、美国过去的宽松货币没有带来经济增长。这是因为货币的效益来自于社会分工水平的增加。在充分就业的社会里，货币增加并不能带来市场范围扩大（scopeeconomy），新的增长必定摧毁旧的增长。同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城市化水平还很低，即使微观上项目回报率不佳，但仍然可以因货币增加扩大市场范围，市场外的劳动力进入市场本身，就可以带来新增的宏观收益。微观不合理的投资，由于创造了更多的货币而有可能带来正面的宏观效果。

七、发现新动能

现代经济转型出现经济危机是大概率事件。这是因为资本型增长转向运营型增长，必定伴随着信贷需求的下降。而信贷需求是现代货币生成的主要工具。货币是所有分工经济的基础，是市场的血液。一旦市场上流动性不足，就会诱发通缩。基于货币的分工就会退回到不依赖货币的分工（以物易物），市场体系就会崩溃。正是因为货币与信贷之间存在这样的关系，微观合理的阶段转换操作，却会导致宏观意料不到的后果。

因此，要寻找更有效率的固定资产投资替代传统的低效率的固定资产投资，即用“好固投”替代“坏固投”。那么，怎样寻找新动力？总体而言，城市化后，政府投资的重心要从“物”（基础设施）转向“人”（劳动力），劳动力成本越低，企业的成本就越低，城市创造的现金流才有可能越多。中国经济之所以增速下滑，说到底，乃是因为现在已经高度城市化的3亿人口资本积累已经完成，买房、购车、电器等大型消费已经饱和。中国的新动力只能来自剩余的没有完成资本积累的10亿人口。只要在有3亿人口进入资本积累，中国经济的新动力就会出现。

2018年消费增长的下降，很大程度上是汽车消费增长由正转负所致。王建在最近的一篇文章里注意到住房和汽车消费的相关性。“从楼市看，商品住宅现房销售面积2016年的增幅还高达23.3%，但是此后一路下滑到2017年12月的-2.2%，进入负增长，到去年11月，累计负增长已猛增到-26.8%，……在车市方面，2018年全国汽车销量为2808.06万辆，同比下降2.76%，为28年来首度出现下滑”。

于是他问“房车的突然滞销，是中国经济发展程度已经迈入现代化阶段的标志吗？”显然不是，“因为从千人汽车拥有量看，美国是800台，德日是650台，中国到2017年末才刚140台，还差得远呢。房子也是如此，现在很多人不是不想买房，而是买不起房”如果按照3亿人计，中国车房已经接近发达国家，之所以人居水平低，乃是因为13亿人作为分母。如果用3亿人做分母，千人汽车拥有率马上扩大四倍，超过560台，接近发达国家水平。

汽车千人指标大体可以代表包括住房所有耐用消费的需求结构：第一，3亿人的消费已近饱和；第二，10亿人的需求还没启动。从中可以得出一个重要结论，中国下一步增长的动力，来自还没有完成资本积累的剩下10亿人。近期而言，主要是已经进入城市的3亿“新市民”。这是发达国家所没有的经济潜力。

那么为什么这部分新市民无法完成资本积累？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住房已经超过教育，成为劳动力资本中最“重”的资产。如果住房不解决，劳动力就无法完成资本化。人们很自然会问，上一个“3亿中产”是怎么完成资本化的？答案是1998年房改。20年后回看这次“房改”，其重要意义一点也不小于30年前发端于深圳的“土改”。政府的“土地金融”和家庭的“住房金融”互为表里，使原本资本化程度极低的劳动力迅速资本化。如果住房还像房改前那样“只住不炒”，绝不会有后来高达3亿中产阶级群体史诗般的财富积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