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的税费，对于那些掌握着社会大部分资源的真正富裕阶层来说，房产税对于他们财富的调节作用微乎其微。

房租上涨后，租客可能退而求其次选择次一等的房子，而收入低的群体可能就因租不起房离开这座城市。

新的中产阶层崛起，对于这种消费模式的理解和变化，和过去传统消费模式有很大不同，特别是对于体验式消费，对整个行业的内容供给，带来了很大的调整。

当然还有一种可能，当房东都开始抛售多余房产，出租房的市场房源也会相应减少，租房价格也会上升。

其次，影响更大的是从目前整个新零售模式的发展来看，势头非常迅猛。

商业地产市场运行出现宏观环境和企业投资行为背离、商业地产销售和投资背离、商业开发和住宅开发的背离，背后折射出的是商业地产运行模式变革叠加商业供求关系调整对市场运行带来的持续冲击。

“重庆模式”则更针对高端市场，无论新购还是已经持有的独栋、新购并且交易价超过重庆前两年新房均价2倍的住宅，以及在当地无户口、无企业、无工作的“三无”人士全部住房，一律征税，税率根据住房和前两年均价的比例确定，在0.5%~1.2%之间。

但不管出现上述哪种情况，市场都在向“房住不炒”的政策靠拢。商品房（住宅）的投资空间将被极大压缩。

但是欧美国家与中国国情并不相同，因此房产税的出台一直备受争议。

住宅市场投资空间被挤压并不带表着整个地产行业就无投资前景。

当房产税征收时，房东可将征收部分强行加到租金里。但这个涨幅如果是北上深等可能令人难以接受。

但是不可否认，未来房地产税出台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房价，综合土地制度、住房制度、投融资制度等进行多方面考量，即使房产税有合理的免征面积以及累进制，但囤积了房产的房主财富也将会大幅缩水。

从税收计算的政策中不难看出，房产税征收对象主要还是第二套及以上的房子的房主。

那些低收入群体，一般不在征收的范围内。

从两个试点城市的房产税细则来看，房产税的税率基本在1%以下。

在美国，房地产税收则是为地方政府的各项服务和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资金支持，并不是调控房地产市场的手段，税率大致介于1%-3%之间。

二、将影响几何？

本来三四线城市人口就增长乏力，很难通过出租房产转嫁房产税，想抛售又不一定能找到人接盘，处境较为尴尬。更不用说不但手中有多套房、负债率还很高的炒房者。

其中，“上海模式”只针对增量房，对过往销售的房产不做规定，所有沪籍家庭新购二套房，或者非户籍新购房起全部征税，按市场价70%计算，税率0.6%。

过去是以商业购物中心或者商场为核心的购物方式，现在转向了以社区为中心的购物方式、以人的聚集为核心购物方式，导致过去那种强调商业地段的模式可能会被打破。

租房价格上升到一定程度后，原本准备租房的人可能放弃租房而选择购房，这相当于增加了市场需求。而原本准备抛售的房主也可能因为租房收入可观而放弃抛售，这又减少了市场供应。双向作用后，市场供给得到理性回归。

因此，从2011年起，国家在上海和重庆两地做了房地产税的试点，期间两地也各自进行了一些调整。因为征税方式不同，所以延伸出“上海模式”和“重庆模式”的说法。

2018年上半年，商业地产开发投资额9688亿元，同比下降9.9%，新开工面积11956万平方米，同比下降8.1%。而全国商业地产销售面积达7206万平方米，规模依然较大。

所以真正能起到作用的征收对象，是比普通人稍微富裕一些的中产阶层。对于他们来说，即使是1%的税率，也是头上的一把刀。

而在韩国，2005年对拥有房产总价值超过6亿韩元的家庭推出综合不动产税，是为了抑制房价的过快上涨。

房产税推行后房主可能会集中抛盘，这对城市房价会有不小波及，尤其是三四线城市。

在国内，购房者只享有使用权，土地是国有制，并且买房时已缴纳了土地出让金，包含了税款。在这种复杂的背景下，中国推行房产税征收也是慎之又慎。

三、不动产是否还有投资空间？

随着消费结构的升级优化，以及社区商业地产存量的进一步下降，势必会给社区商业地产投资带来新的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