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这个意义上，推动共同富裕既是建设小康社会的政策诉求，也是经济转型升级的内生要求，其必要性和趋势性不容置疑。从这个视角看房住不炒、房产税、财产性收入甚至互联网平台企业反垄断，都不难产生新的体会和认识。

财产性收入与共同富裕

对广大农民群体来讲，重在盘活宅基地和承包耕地的财产权利。如在农村土地承包关系不变的前提下推动承包经营权转让，让农民获得稳定的财产性收入；同时，继续推动乡村振兴，发展乡村产业，让农民更多地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

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是居民消费的定心丸，就目前情况来看，除基础医保社保外，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的养老问题愈发引人关注。在此背景下，大力发展商业养老保险被提上日程。

某种意义上，让工资收入去追赶财产收入，差距只会越来越大。只有让更多的中低收入者拥有财产性收入，才能有效缩小收入差距，促进公平分配。

消费意愿提升，一方面受居民收入增长影响，另一方面也与我国人口老龄化有关，相比年轻人，老年人无需为购房和子女教育等储蓄资金，属于净消费人群。2010-2020年，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占比从13.26%升至18.7%。

当前，居民部门主要缴纳收入税（工薪所得、劳务所得、稿酬所得、财产租赁所得等），财产税基本为零。但在经济高速增长四十年以后，社会积累了大量的存量财富，仅靠工资征税来调节收入差距已经力有不逮，开征财产税（主要是房产税和遗产赠与税）既能调节高收入，也能为低收入群体的社会保障提供资金支持，条件正越来越成熟。

当前经济复苏，外需强于内需，制造强于消费。消费虽有复苏，但尚未恢复到往期热度。典型如今年的几个小长假，旅游人次创新高，但人均旅游支出较疫情前仍有明显差距。

不过，由于房产税有降房价的作用，落地过程需和房价走势结合起来，以避免房价出现系统性大跌。同时，由于房产税意在调节收入差距，征收门槛不应太低，就像多数人与个人所得税无缘一样，多数家庭也应无缘于房产税。

但物极必反，房地产市场的过度膨胀已经走到了自身的反面，负面因素凸显，依靠房价上涨实现财富增值的理念该变一变了。

近几年，很多年轻人不再满足于工资性收入，“副业”、“斜杠青年”、“睡后收入”等成为网红概念。微观层面看，财产性收入能有效提升个人收入的稳定性；宏观层面看，财产性收入是缩小收入差距的重要抓手。

房住不炒与房产税试点

近年来，受居民收入增长和消费意愿提升两大因素驱动，消费逐步成为经济增长的火车头。

促消费的约束与破局

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关键是赋予低收入者拥有财产的权利和机会。

一般来说，居民财产性收入主要包括利息、分红、租金、资本利得（出售股票、债券或不动产等资本性项目取得的收入扣除其账面价值后的余额）、专利收入等。研究表明，低收入者与中等收入者之间的收入差距取决于工资收入，中低收入者与高收入者的差距主要源于财产性收入。

居民收入增长，一方面来自经济增长，即总蛋糕的持续扩大；一方面来自收入分配占比提升，居民部门获得更多的蛋糕份额。如数据显示，2010-2018年，居民部门初次收入分配占比从57.13%提升至61.19%。

看清方向，顺势而为

工资收入主要靠稳就业政策；农户及个体工商户收入，与农业发展、乡村振兴和小微企业扶持等系列政策相关；财产性收入与农地流转、股权激励、股票投资等政策有关；转移支付类收入则要求五险一金的广泛覆盖和足额交付。以上几乎每一项，都涉及到重要的政策变革。

收入差距过大，中高端消费过热，基础消费低迷，难以承载消费驱动的双循环格局。为此，推动共同富裕就成为十四五期间的一项重点工作。近期《关于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意见》发布，明确提出以解决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差距问题为主攻方向，在浙江省示范推进共同富裕试点。

宏观环境的变化，使得此轮房地产调控不同于以往。以前的房地产调控，更多地用于熨平经济周期波动，这一轮“房住不炒”则对应房地产政策拐点，其背后涉及到对消费升级、共同富裕、经济转型等一系列宏观命题的呼应。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任务，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潮流。唯有看清方向、顺势而为，才能与潮流为伍，事半功倍。

就消费意愿来看，除与收入增长直接相关外，还受居民负债率、收入差距、社会保障水平等因素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