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飞阶段重在原始积累和再投资，财富向少数人集中是必要条件，但这也会导致成功起飞的经济体通常面临贫富分化加剧的难题。此时，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中，经济体难以顺利迈入大众消费时代，容易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必须进行分配制度改革，以缩小收入差距，激活大众消费。

消费增长，既是短期内保就业保民生的重要抓手，也是中长期构建双循环格局的核心动力。在这个意义上，促进消费就成为我们理解很多政策走向的关键切入点。

总之，无论是居民收入还是消费意愿，均涉及多方面因素，是个系统工程。而当前很多热点政策，背后都与促进消费有着或深或浅的联系。

此外，亦可借鉴美国401k退休计划，在基础社保之外另设个人养老账户，通过税费优惠鼓励民众参与，将资金交由专业机构统一管理，充分分享经济发展的红利。

居民负债的大头是房贷，当购房压力高企时，居民收入要么储蓄攒首付，要么攒钱还房贷，消费意愿天然受到压制。于是，通过房住不炒强力控制房价，同时大力发展保障性租赁住房以降低购房需求，便成为当前住房政策的主线。

经济学家罗斯托在《经济增长的阶段》中，将一国的工业化进程分为起飞准备、起飞、走向成熟和大众消费时代几个阶段。当前我国正处于“走向成熟”与“大众消费时代”的过渡阶段。

至于房产税试点，客观上有降房价的作用，但其着力点在于依靠税收调节，缩小贫富差距。

高房价压制消费、加大贫富差距，越来越不利于经济转型和社会发展。尤其是城镇化减速叠加人口老龄化加速，住房的刚性需求萎缩，投机性占比越来越高，任由房价涨下去很容易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

房地产政策的转向已经明朗，只是很多人困在“买房惯性”中，仍押注房地产为最好的财富增值手段。

大的财富风口离不开时代助力。过去二十年，快速城镇化是房地产市场最大的基本面，一方面，城镇化进程创造出大量的刚需购房需求，另一方面，城镇化衍生出大量的基建需求，使得地方财政过度依赖卖地收入。土地财政推高地价，高地价助长高房价，高房价又创造出大量投资需求，结果便是中国居民家庭财富的七成集中在房地产。

不过，疫情之后，居民收入增速放缓，且全球疫情终结呈现较大不确定性，导致居民消费意愿下滑，消费复苏放缓。在此背景下，多策并举提高居民收入、提升消费意愿，逐步被提上日程。

以上种种，都任重道远。

对广大工薪阶层而言，一方面可从日益普遍的员工持股计划中受益，另一方面需培养理财意识，从过度依赖存款和固收理财向增配股权的方向转变。在这个意义上，推动资本市场健康发展、持续吸引居民储蓄转移，对提高居民财产性收入具有重要意义。

工资收入是以个人劳动参与价值分配，而财产收入则依靠资本分享经济发展的果实。个人劳动时间有限，且劳动能力会因年龄而退化、因技术进步而过时，存在明显的天花板；而资本可以不眠不休，且充分享受技术进步的助力，理论上具有无限空间。

就居民收入构成来看，可进一步细分为工资收入（包括工资、薪金、临时性劳务所得等）、财产性收入、营业盈余（农户及个体工商户）、转移支付类收入（养老金、社保金、捐赠、赔付金、财产继承、保险受益等）等。其中，工资收入占比约在80%以上，营业盈余占比约为15%，财产收入和转移支付类收入占比较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