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尚领域专家张培英告诉《财经天下》周刊，一般情况下，品牌库存处理的时候，切货以5万件起步，成色好的当季款100元到200元一件，成色不太好的便宜，几十元甚至几元，这些尾货会出现在中国二三线城市的一些集合店，或者线上的打折清仓区里。

　　“快时尚品牌的SKU太多了，打个比方，5万件库存，500个SKU，平均下来，每个品类才100件，少的只有一两件。不光直播带货的费用不好结算，品类的分类工作还在无形之中加大了人力成本、运营成本，挣不到多少钱。”张培英说，疫情之后，线下生意不好做，也就没有商家愿意再给快时尚品牌去库存了。

　　同时被上下游抛弃，使得快时尚品牌陷入了模式困境。一方面，其体量不再足以保证绝对的话语权，也没有多少厂家愿意低价供货了；另一方面，为了保障规模和上新速度，快时尚产生大规模库存积压是必然。如果没有下游厂商愿意接收库存处理，品牌方自身又嫌掉价不愿意做，库存积压就只能付诸一炬。

　　快时尚，伪命题一个

　　快时尚之所以“快”，在于其通过高效率形成的由“速度、价格、品类”组成的“不可能三角形”，让时尚变得触手可及。

　　以Zara为例，为了将从世界各地搜罗来的流行元素，以最快的速度进行生产，其供应商大多设立在总部周边。上世纪80年代，Zara还打造了独家“柔性供应链”：只做少量现货，及时获得市场反馈，火速追单。

　　时尚媒体人Anka Lau告诉《财经天下》周刊，Zara从设计到上架只需要两个星期的时间，远超“非快时尚”品牌6个月到12个月的生产周期。此外，快时尚还打破了春夏和秋冬的上新频率，每年生产的服装款式是“非快时尚”品牌的3倍到4倍。

　　快的另一面是质量堪忧，过往多年关于快时尚质量差的新闻层出不穷。

　　据陈彦林介绍，不少快时尚品牌从一开始的策略就是在“高端商场卖地摊货”。具体来说，这些品牌的地段选址、装修都和一线奢侈品一个档次，唯一的区别在于，其产品本身只卖低价。因此，品牌方给供应商提的唯一要求就是，版面面料要保证，要有时尚度，但对于那些看不到的地方，就不会要求质量，“把一些衣服的口袋翻出来，就会发现做工很粗糙”。

　　静珊告诉《财经天下》周刊，她从一开始就接受了快时尚只有款式没有质量的设定，但几年下来，款式没有越来越好，质量倒是越来越差了。“比如一件很基本的灰色卫衣，刚买的冬天穿着还行，到了第二年，卫衣的领口和袖子都松了，颜色也变了，穿上之后整个人显得很不精神。”

　　近些年，考虑到做工和质量，静珊觉得快时尚品牌的价格虚高，不值得刚上市的时候去买。但等到打折，达到心里价位了，又已经过季了，“既然不再追求最新潮的款式了，也就没有买快时尚品牌的必要了”。

　　原本快时尚还有快的竞争优势，后来这一优势也没了。Anka Lau提供了一个数据，Shein的出货速度最快可以达到7天，比快时尚的周转效率还要高。

　　时至今日，快时尚已经走到了分岔路口。仍然坚挺的品牌在试图向上向下突围，已经败走的品牌则在挣扎着，企图以更低的姿态，瞄准下沉市场的方式重回中国。

　　根据市场研究公司Lectra的报告，Zara和H&M正在转向增加皮革和羊毛等高档面料的使用，提升高端产品的占比。与此同时，快时尚还试图用两条腿走路，一方面推动高端品牌落地，比如H&M旗下的ARKET、& Other Stories、COS前后脚入驻中国一线城市；另一方面则通过与设计师联名，增加高端属性，比如优衣库与米兰奢侈品牌MARNIGAP联名，GAP与Yeezy签下长达十年的合作合同。

　　不久前，Zara母公司Inditex更是不惜投入2.38亿欧元，在西班牙港口城市建起占地17万平方米的大楼，用于容纳营销和设计团队。有业内人士推测，这是Inditex试图撕掉快时尚标签的一种尝试。

　　尽管在尝试高端化布局，对于把快时尚刻进基因的品牌而言，继续探索下沉市场则是他们给快时尚续命的主要方式。今年5月以来，优衣库就在浙江乐清、嵊州 、湖北荆门、安徽淮南等二线以下城市接连开店。

　　而以Forever 21为代表的已经撤离中国的品牌，也选择了通过下沉市场作为杀回马枪的第一站。6月18日，Forever 21将返回中国市场的首家店开在了江苏泰州靖江印象城。据说，品牌的二店也选在了三线城市 -- 江苏盐城。

　　无论是向上布局高端化，还是向下开拓下沉市场，一众快时尚品牌需要回答的首要问题或许还是，自身还剩什么优势，以及到底能如何匹配消费者的真实需求。

　　（文中消费者及陈彦林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