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张宝全找到北京建委申诉，说这家公司只有资质，根本没有开发实力。北京建委对这个项目的前后情况其实也心知肚明，后来就批示:民政部这家公司须在两个月之内打两千万保证金到建委账号，否则撤项。

张宝全带着身上仅有的几百块钱来到这个“举目无亲”的经济特区。“飞机门一打开，闷热潮湿的空气向我扑来。第一感觉像是进了桑拿房。”张宝全对深圳的印象并不好，“我本来就怕热。”但张宝全还是被深圳的柏油路震撼了，那个年代国内很多地方都还是沙石路，路上都是光脚的人，深圳人都穿着好鞋子。为了节省费用，张宝全住在一家便宜的招待所，没有空调。“我买了一箱方便面，塞在床下面。”他边等机会边找朋友。

“那是海南最疯狂的时候，击鼓传花。一个穷光蛋，一夜就能变成百万富翁。”

“在南方，艺术不值钱，钱最值钱。一个万元户和一个导演出去，人家满脸的笑容肯定是给那个万元户的。”

“市场就是风险。”张宝全说，“你今天有可能成为百万富翁，明天也有可能成为百万负翁，只要睡一觉或者政策一变。” “海南就是个大课堂，用很短的时间，像演戏一样，用事实告诉你什么是市场。1993年海南的地产调控，让地价房价一个月掉了一半，让所有人一下子崩溃。90年代初的海南市场，培训了一大批企业家，后来成名的92派企业家很多都曾在1993年经历过高峰和崩盘。”张宝全说。

经历了生死，张宝全心想，“一定要成立自己的开发公司”。这才有了后来股权结构稳定的今典集团。

整个公司就张宝全一个人，“做饭、打字、打扫卫生、总经理，都是我一个人干了” 。当时，“所有的金融机构都到海南做房地产”，投资者多而创业者少。很快就有一家北京的金融机构找来谈合作，行长助理希望张宝全能帮他们注册一个房地产公司。刚跑了一个月工商局的张宝全，一个星期就帮他们把公司注册了。一天，行长助理带着四五个人到海口来，“很认真地找我谈判，要在海南联合开发房地产，而我当时就一个人” 。

张宝全决定到南方寻找机会。

谈判的条件是:所有项目都五五分成，共同融资，共同经营，共担风险，共分利润。“我当时一听就乐了，因为我没钱，共同融资肯定都是他们去筹钱。银行有的是钱，就是不会干活，所以利用我来经营。”很顺利，双方签下了联合开发合同。张宝全也开始了真正的商业人生。

后来张宝全在朋友处听到老板对自己的评价是:张宝全就是个文人，做生意不行。“基本上把我判死刑了。”张宝全只好离开深圳，几个月后，转战另一个经济特区海南。

张宝全回忆起这位军人朋友的惨况:“老家人都说他是骗子，两千万对他们老家是要命的，最后老家公安局到海南把他抓走了。后来还听说被施了酷刑，彻底完了。”张宝全说，泡沫来时，最惨的就是千万富翁和百万富翁，因为他们都在银行贷了几倍的钱押在土地上。

1991年，从北京电影学院毕业的张宝全，人生接拍的第一部商业电影，因为八一电影制片厂差50万资金，结果黄了。“不就50万吗?干脆自己下海挣50万再拍”，没想到这一下海就是二十多年。为了挣钱拍片，张宝全开始在北京倒卖钢材，“骑着自行车满大街地跑”“跑静安庄，跑六里桥”。

半年后泡沫破灭时，张宝全已经在海南联合开发了三个项目。“钱肯定收不回来了，但是资产全在，因为我的合同都写得好，虽然价格掉下来了，但还没有变成负资产，至少金融机构没有损失，只是没法变现了。正因为这样，银行也很感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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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前，国内弥漫着改革是姓“社”还是姓“资”的争论。《商业周刊》在1991年写道:“年轻繁荣的深圳几乎可以与香港媲美。本地的商人带着他们的移动电话和寻呼机来去匆匆。深圳的人口已经从1980年的5万发展到了今天的170万。成千上万的人从中国其他地区蜂拥而至。”

1991年，海南海口市区，街头的小摊及租买房广告。图/黄一鸣/FOTOE

张宝全去海南首先认识了海南民源公司的马玉和，这家正在筹备上市的公司后来成为深圳股市的大黑马。小学毕业的马玉和“空手套白狼”的技法，让张宝全大为惊叹。马玉和给张宝全讲了他的故事:如何刚到海南就被人骗去仅有的50万资本中的40万，又如何拿着剩下的10万跟部队合作，找了施工队垫资盖房，最后还拿到了上市指标。虽然后来“黑马”民源于1997年被迫停牌，成为证券史上著名大案，但这种资本运作的思维，给当时的张宝全留下了深刻印象。

文/邝新华

“1996年,那是房地产最低潮的时候，他们疯了似的上窜下跳找钱。但这两个月对我来讲，也像判了死缓的感觉。”万幸的是，对方最终没有找到一分钱，立项被撤销后项目终于又回到了张宝全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