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已经是1992年年底，离海南房地产泡沫破灭只剩下几个月。“艺术家跟商人，都要靠敏感，艺术家是对浪漫敏感，商人是对风险敏感。” 张宝全总结海南的经验，“所谓风险意识就是在做事的时候，能够想到这件事所有的坏的可能。我做什么事都比较谨慎，可能和之前倒卖钢材被人骗过有关。”

“当时最头疼的就是没有钱。做饭、打字、打扫卫生、总经理，都是我一个人干了。”

1992年正是海南地产泡沫的顶峰，以四大银行为首的资金涌入房地产市场，“要挣钱，到海南; 要发财，炒楼花”。后来与张宝全并列地产界“京城四少”的冯仑、潘石屹都已经在海南开始原始积累。张宝全刚到海南时，冯仑的万通正在募资，还有人找过张宝全让他募股。当年海南城市人口100多万，房地产公司就有2万多家，没人知道房子盖好卖给谁。

在海南时，张宝全还买了一艘船做海运生意。王石早年在深圳创业，也是从海运起家。 “判断经济过不过热就看船的运价，经济过热，这个运价一定涨50%甚至翻一倍，都是货主在找船，船东天天在家躲着睡觉;经济不乐观时，像现在，船东都是到处在找货，还找不到货主。”

1994年，张宝全回到北京，重新创业。“南方很市场化，海南对我来说是梦开始的地方，最重要的是告诉我什么叫市场。”当年北京的创业环境还很差，“北京还是双轨制，在北京做地产，要不就是国营企业，要不就挂靠国营企业，都要靠关系”。当时北京只有10家国有企业有房地产开发资质，张宝全当时想开发如今位于西直门的今典花园项目，就找到住总合作。但因为换领导等各种原因，最终没能成功立项。

早些年经济过热，张宝全的船队到后来有三条，两万多吨级的，两年下来，晋身为海南纳税前十的海运公司。“一到过年，税务局来给我们发红包。干了两年把船一卖，赚了很多钱。”张宝全一边做海运，一边做房地产。“刚开始我真正做生意挣钱的是海运，后来房地产开始崩塌，海运公司还支撑了我们的过渡。”从1992年10月注册完公司到1993年6月海南地产崩溃，张宝全经历了一次经济危机的洗礼。2万多家房地产公司倒闭了95%，海南出现三大景观--“天涯、海角、烂尾楼”。

“那是海南最疯狂的时候，击鼓传花。一个穷光蛋，一夜就能变成百万富翁。”那时的百万富翁可以抵上现在的亿万富翁，张宝全亲眼看到这样的神话。一个从北京军区下海的人，身无分文，借了两百万，不买地而是买了两台奔驰，挂上军牌，专门跑当地领导，请领导吃饭、娱乐，结果批了一大片地，拿出一部分来一转手，就真的有钱了。暴富后他回贫穷的老家光宗耀祖，为帮家乡政府脱贫，县里筹集了两千万交给他，他也豪气地承诺能赚两三倍。他把钱全买了地，却没想到海南地产泡沫很快就破灭。“土地价格掉了一半，真的成负翁了。”

“当时我觉得很丢人，好像人家说你刚从窑子出来一样。”2016年，在北京郊区的别墅里，张宝全还记得当时的尴尬，“你还不如那个陪唱的。南方只看钱。那时候艺术不值钱，钱最值钱。万元户和导演出去，人家满脸的笑容肯定是给那个万元户的。”

初到海南，张宝全走出飞机门时没有湿热的空气，只有满耳打桩机的声音，“咣当咣当”，“遍地是工地，本能地觉得这个地方有机会”。

“在北京做地产，要不就是国营企业，要不就挂靠国营企业，都要靠关系。”

刚到海南的张宝全花了很大力气才注册了一个房地产公司，“花了一个月时间，把科长、处长都跑了一遍” 。张宝全记得，那时候海口没有公共汽车，“打的打不起，就打摩托，摩托不管去哪都是三块钱，但打摩托又怕人家看见，离工商局快100米时就下车，把衣服弄好，然后走进去。”

张宝全到海南时借了60万，花30万买了房子，买些办公设备，最后剩下20万。张宝全记得那时有个“麻科长”，“那个科长满脸麻子，不仅请吃饭，还请唱歌，请跳舞”，一个月下来，钱就用得差不多了。

“你今天有可能成为百万富翁，明天也有可能成为百万负翁，只要睡一觉或者政策一变。”

张宝全只好转跟民政部一家有资质的房地产公司合作，但刚盖完章批下来，民政部这家公司就出尔反尔了。“以他们的名义立完项，他们就想把我踢开，把这个项目卖了，赚一笔钱走人。”张宝全很生气，“我前面做规划、买拆迁房，已经花了几千万，那几千万就算担一半也足以让我破产。”

有一个朋友在深圳倒卖批文和手持式电动缝纫机，这家公司加老板一共三人，张宝全希望成为第四个人，结束“无业游民”的状态。“如果这个老板当时给我一个月1000元，我就给他打工了。”可惜，老板并不想要他，“一碰就知道了”。有一回，老板请了很多领导去唱卡拉OK，这也是张宝全第一次进K房。客人中有一对五六十岁的老夫妇，一个非常漂亮的陪唱女孩就坐在夫妇中间。“唱着唱着，那个老头把手从女孩的衣服后面伸进去”，当时把张宝全“吓坏了”，“他老婆就坐在旁边呢”。客人唱得差不多了，老板说:“宝兄弟唱点什么?”然后介绍说:“这是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的高材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