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正因此，国资委推行“退房令”的初衷应该是积极正向的。

除此之外，“退房令”本身确实存在一些问题。

另外从其他因素上分析，有地方央企人士向《中国产经新闻》记者透露，房地产业务利润丰厚，企业自然不会轻易“松口”。如果实施“退房令”，企业业绩肯定会有影响。不仅如此，虽然国资委是“退房令”的发起者，但其自身应该也有政绩考虑，完全强制企业施行该政策，对双方都有冲击。

另外，记者从中原地产研究院发布的2016年上半年高价“地王”数据中获悉，2016年1至5月，全国成交总价超过15亿元的经营性用地达到112宗，总成交金额为3407亿元。值得注意的是，其中国企（含央企在内）购地行为有50宗，购地金额约1670亿元，分别占比45%和49%。

易居研究院智库中心研究总监严跃进也对《中国产经新闻》记者直言，央企资金以投资、投机模式进入房地产市场，实际对于央企本身来讲，对它的传统主营业务会有影响。即国企央企也关注“炒房”的时候，一定程度上是对其主营业务的“心不在焉”，这并不利于央企的投资形象和企业定位。

“退房令”发布至今，绝大多数企业并未按规行事。不仅如此，《中国经济周刊》更报道称，长期以来，除中海、华润、保利、远洋等老牌企业外，地产央企并未有十分突出的“业绩”。但2016年以来，这些房企“国家队”却越发表现出了“不俗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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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7年过去了，除了少数经营状态不佳的央企主动退出了房地产业务，名单中的78家央企，仅有不到20家中央企业按要求离开房产圈。相当数量的央企政策执行力度缓慢，更甚者加大相关投资，现身“地王大战”。

一个事实是，从近年来房地产的发展状况来看，房地产的投资越发有投机性的趋向，国资资金也不断涌向房地产市场。但饱受争议的是，央企因为拥有特殊地位，可支配资源丰富，一旦长期在房地产领域活跃，无异于“与民争利”，会干扰房地产市场。

于是当年3月，国资委为了限制央企抢“地王”，哄抬地价，坚定推出了“退房令”。根据要求，78家房地产不是主业的央企，在完成企业自有土地开发和已实施项目等阶段性工作后，要退出房地产业务。而当时只有16家以地产为主业的央企不在这一清退范围内。

“‘退房令’这几年一直都在推行，其实背后反映出房地产产能过剩，投资浮躁的问题。”严跃进对记者称，很多央企国企把资金投资房地产是为了获取暴利。有些企业为了对付“退房令”，就开始加快拿地，希望“生米煮成熟饭”。等把房地产规模做大了，说不定未来能够减小被“退房”清退的几率。

严跃进同样表示：“‘退房令’在践行时间表上应该有比较明确的说法。现在政策在时间要求上还不明确。也正因为此，出现了国企央企在政策践行中的各种推诿现象。”另一方面，如果说一些国企央企不参与“退房”，应该适当地要让其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

今年是国资委向78家国企央企下发“退房令”的第七年。

政策疑成“一纸空文”

在采访中记者发现，“退房令”长期执行不力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正如“退房令”推行的初衷，是为了稳定房地产市场，防止房价地价畸高。因此可以预见的是，如果长期任由“退房令”成为“一纸公文”，对于房地产市场、房地产企业、房地产非主业的央企的影响自然不言而喻。

本报记者 张毅报道

当然，想要让“退房令”落到实处，谢逸枫直言，最根本的手段还是要把“退房令”真正变成法令，而不是临时性的政策。国务院和中央方面应该积极配合，出台相关的更高级别的政令措施，这样才会真正形成更强的监督和执行力度。

这不难让人回忆起2010年国资委下发的“退房令”。据“退房令”显示，78家房地产并非主业的央企应当退出房地产业务，可以继续开展房地产业务的央企只有16家（后增至21家）。

记者还发现，其中，保利、电建、中化、葛洲坝、华侨城、华润、鲁能、招商局、中交、中铁、中冶及信达等央企耗资近913亿元在全国11个城市购得23宗高总价地块（总价超过15亿元），部分企业甚至被戏称为“地王收割机”。

“退房令”的由来

然而，国资委当年雷厉风行的决策之后，实行效果并不理想。“退房”进程缓慢是一方面，原本按规定只有16家央企可以涉及房地产业务，在政策推出一年后，更将这个范围增至21家。

因此房地产专家谢逸枫认为，多数央企没有实施退出房地产业务，和政策本身就存在问题，监管存在漏洞分不开。

然而根据近年来的执行情况看，仿佛只是“剃头桃子——一头热”。78家央企国企，主动执行“退房令”的企业数量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