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或许已经身处拐点之中。当然，拐点其实并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时间区域。资产结构层次很复杂，关联结构也是动态的，变化会有先后的次序，但都进入了这一变化的区域，这种概率还是很大的。这是一个泡沫收缩的时间，这是一个由虚回实的过程，这是一个重塑资产负债表、重振资产回报率的阶段。

投资与储蓄，是宏观经济的两大基石。量宽和负利率毁掉了投资积极性，负利率如果持续下去，也将毁掉储蓄，可能给年金、保险、社保带来灾难性的结果，给金融市场的稳定埋下巨大的隐患，波动率可能显著上升。

这是一个泡沫收缩的时间，这是一个由虚回实的过程，这是一个重塑资产负债表、重振资产回报率的阶段。洗尽铅华是好事，少了那些浮华，经济和市场自身的韧劲才会显现出来，中国经济就不用太过担心。鉴于中国信用繁荣的内债性质，政府在必要时有足够的能力对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表的资产和流动性实施双向的管控，外部头寸的资产和负债的结构以及资本项目的管制。金融和财政政策的潜在空间，让中国发生债务危机的概率并不高。

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理解，作为超级经济体的货币价格不太可能像小国货币那样，完全自己说了算。换句话讲，名义汇率难以成为调整的主要方向，货币价值与本币资产价格之间寻找均衡点的过程会拉长，意味着未来资产通缩可能不是方向的问题，我们需要讨论的只是方式、方法、时间、节奏和可能演变的场景等等问题。

从全球历史的经验看，汇率和资产价格之间的调整过程有两个极端的个案。一个是日本，一个是俄罗斯。我们看到，日本在1990年后的20多年中，日元对美元一直是相对强势的状态，日元兑美元基本上在80-120区间波动。与此同时，我们看到日本国内资产价格，经历了很长时间的资产通缩。

产业托不住金融地产

当下中国是金融供给不足(金融压抑)，还是金融供给过度？的确不太好讲，这涉及对过去10年特别是最近5年金融自由化进程的评估。在城市土地等不可再生类的要素由政府主导资源分配体制下，金融自由化的单兵突进，除了把国有部门都变成了资金掮客和影子银行，并没有看到金融结构的变化，留下的只有套利和金融杠杆膨胀。

1989年的日本也是这个情况，用日元计价的国内财富，那时也可以把全世界很多东西都买回来。接下来日本二十多年里经历了一个非常深的资产通缩。日本有运气不好的一面，也有幸运的一面。从运气不好的一面来讲，日本赶上了全球化的浪潮高点。在20年中不断有新兴经济体加入到全球化的浪潮中，最开始是东亚的“四小龙”“四小虎”，然后是苏联解体，当然最主要的是2001年之后中国的“入世”，致使这么多低成本要素体融入全球经济的范围之内。

中国的债务市场与3年前最大的变化是，金融资产的收益率与负债端的成本出现了倒挂，裂口发散使得整个金融系统薄如蝉翼。2013年融资很贵，融入一笔钱可能要10%的成本，但可以找到一笔收益15%的资产，把这个成本覆盖掉。而今天，4%以上的融资成本去支持3%的资产收益率的交易结构普遍存在。

股票市场也出现了类似的状态。可交易标的越来越集中，比例越来越收缩。大部分股票向着换手率历史的低水平回归。而流动性溢价(显著高的换手率)是A股估值的重要基础，即A股有交易(博弈)的价值、低投资的价值。如果资产交易状态进入向低频率回归的趋势中，流动性溢价会处于耗损的状态。这实际上也是一种重估。

金融既然不能从实体回报中获得足够收入，那就只能通过金融交易来创造价差，加杠杆，加大久期错配，有意识地低估风险。松垮的地基上靠金融交易的“积木”来搭建的资产楼阁越来越高。

财经连环话（cjlhh888）

来源：债券圈，作者：刘煜辉

债务周期的调整都是先从金融系统内部杠杆的解构开始的，降低金融密集度，由此引致资产缩水和债务通缩的压力。非金融部门的债务重组(在西方主要是私人和家庭，在中国主要是国企和类政府实体)一般在资产价格缩水之后才可能会实质性发生。

编按：本文写于执政高层多次到基层考察实体经济运行的档口，不可否认处理金融风险已然成为拆解中国潜在经济危机的头等大事。文章对当下中国资本市场考察全面而透彻，其间所涉问题隐然可见经济暗涌。干货满满，读者可细细品读。

我们正在做第一步：金融整肃

中国面临着不可贸易品价格过高的难题。这当中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纠正货币价值(人民币)与过高的本币资产价格之间的过度背离。这两者的背离本质上根植于实体资本回报率与昂贵的资产价格之间的冲突。如果既想靠金融杠杆托住高企的资产价格，抬高经济运行的成本，又想获得一个产业投资回报率的上升趋势，这比提着自己头发离开地球还要难。货币价值(汇率)与过高的资产价格之间实现均衡的路径，中国会如何选择？我们需要让两者尽可能走向收敛，找到一个新的均衡点。

理论上讲，名义汇率快速释放掉高估的压力，能为本币资产价格找到支撑。但现实操作中短期也可能会出现失控，即两者相互证明式的正反馈螺旋式下跌。经历了去年8月11日和今年1月4日两次汇率市场化闯关尝试后，都出现了明显的全球外溢性的反应(货币竞争性贬值)，中美(G2)之间似乎建立了事前沟通的机制，接下来汇率的每一步想法可能都需要与对方磋商。

另外一个代表性的例子是俄罗斯。2011年是商品周期繁荣的顶点，莫斯科的房价换算成美元的话，在全球国际化大都市中，应该都是非常贵的。到现在，以卢布计价的莫斯科的房价，比2011年又上涨了10%。但是这5年中，卢布兑美元跌了50%。

负利率正在压缩中国调整的时间窗口

现在，在上海精致一点的餐馆吃顿饭，大概比东京同档次餐厅要贵30%-40%；杭州凯悦的行政房间住一晚的房价可以在台北住三个晚上。

预期未来房地产调整也一样。过去几年靠套利的交易结构所形成的资产都有被“闷”在里面的风险，比方说信用债、PE/VC、新三板、定增。

汇率与资产的艰难抉择

人民币采取的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现阶段语境的重点在“管理”，也就是说中间价的机制依然是重点。就个人观察体会，现在人民币汇率调整好像存在两个参考锚：美元和一篮子货币。即在美元贬值的时候，人民币的汇率更多盯住美元，主动跟着美元一起贬;当美元走强升值的时候，人民币与美元明显脱钩，更多盯住一篮子货币指数。人民币对美元呈现出一种非对称性贬值状态。当然这种脱钩是以不产生货币竞争性贬值为前提的，所以CFETS人民币指数要保持相对稳定。简单讲，现在的人民币汇率有点像一种参考弱“锚”的体制，美元和一篮子货币，谁弱，人民币和谁保持相对稳定。

中国资产价格调整中，肯定会有非市场力量干预出清的过程，比如说资本流出的管制，把门关起来。比如说阶段性地释放流动性，来平滑价格出清的压力;比如直接入场进行价格干预。但是整个趋势的力量是难以改变的。资产的重估虽然从价格的调整上表现迟缓，但趋势的力量会以另外一种方式表达出来，即交易的频率显著下降(高频-低频)，流动性显著变差，让时间成本去消耗虚高的价格。信用债市场是一个例子。如果错失了3月份资产结构调整的窗口，很可能很多标的就进入了一种有价无量的状态，一夜之间交易对手全部消失。

中国今天也面临着不可贸易品价格过高的难题。这当中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纠正货币价值(人民币)与过高的本币资产价格之间的过度背离。这两者的背离本质上根植于实体资本回报率与昂贵的资产价格之间的冲突。如果既想靠金融杠杆托住高企的资产价格，抬高经济运行的成本，又想获得一个产业投资回报率的上升趋势，这比提着自己头发离开地球还要难。除非出现“杀手级”的产业革命，新兴产业呈现集群式迸发，但是这样的场景仍难以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