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财政和金融机构分家后客观上仍存在紧密联系。国有大型金融机构从人民银行和财政部门分离后，财政与金融部门的联系没有原来紧密，研究新的经济运行机制下平衡两者关系的成果不再常见。反观欧洲美经济体的财政与金融联系更为紧密，在诸多领域融于一体。如美国国债的财政属性和金融属性双双跨越国界，运用财政资金成功救助了次贷危机中陷入困境的金融机构。

　　为提升财政金融关系平衡水平与政策协作效率，需要互换触角，从金融的角度看财政，从财政的角度看金融，跳出政策解读看实践与理论的契合程度，纯粹或单一财政、金融或政策视角的效果显然比全面、综合的透视效果差。

　　二、国际收支长期双顺差违背常识：用财政金融综合平衡解决问题

　　在改革开放后相当一段时间内，社会对新的时代下财政金融关系的认识有所模糊，施政中两者平衡关系有所弱化。财政金融政策协调效率不高，导致其中一项政策的实施效果受到另一项政策严重制约，这成为供给侧结构改革与创新发展的施策短板。在“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理念指导下，运用财政金融综合平衡工具、协调施策，可促进国民经济诸多热点问题的逐步缓解或提供解决方案。

　　第一，最应当解决的是货币洪水的综合治理。金融体系面临既要避免“黑天鹅”，又要提防“灰犀牛”的繁重任务。当前最大的“灰犀牛”就货币总量对实体经济的冲击力大。作为经济体系的总闸门，当下货币总量来源更为多元、复杂，作为“外生”，变量的影子金融、同业金融、金融衍生工具等交易先为派生的货币量难以调控。采用行政手段限制衍生产品杠杆交易是境外普遍有效的做法，对具有真实背景的商品（包括金融一级市场产品）交易先为派生的货币量，全球有成熟的工具可用，比如外汇收支平衡、存款准备金率。

　　1．逐渐减少外汇储备和外汇占款规模。国际收支长期保持双顺差违背国际金融常识，特别了一方面高成本吸引境外投资，另一方面低收益投资美国国债，且后者的规模超过前者规模，违背基本的经济规律，此现象相当不正常。2004年后持续的贸易顺差、资本流入导致外储及占款持续增长，人民银行被迫投放的基础人民币被大量投向基础设施和房地产领域，并经金融体系乘数派生，创造了更大规模的社会融资和广义货币。

　　外储规模远远超过国际交易正常需要和合理的应急需要，保持商品、资本项目项下的外汇收支动态平衡应成为今后的常态政策，可考虑提前归还部分外汇债务和减少美国国债规模，优选新增外资，配合一带和路战略加大对外投资，减少投资项目顺差。此外，推广人民币国际化结算和融资，可输出流动性，缓解境内压力。

　　2．关注和相机降低存款准备金。在人行资产负债表上，外汇资产占比高，存款性机构准备金占比也高。央行当前调节流动性的手段主要是回购、MLF、SLF等，操作频繁，实际起不到稳定市场预期、管理社会预期的作用，其实质接近与商业银行叙做资产负债生意，形成事实上的对银行业资产负债双边“征税”。

　　特别是国有银行取得央行的流动性后，往往转存至中小银行套利，其实质类似于中小银行高价购买国有银行超额准备金，由此催生了同业存款、同业多带乱象。降低存准率是一个普惠存款类机构特别是中小银行的举措，空间大，可分次对冲央行回购、MLF、SLF形成的资产，从而达到央行与银行业同时中性缩表的效果。当前，外汇占款稳中下降，降准有空间，差别存准率可继续完善，同时可调整计缴准备金的存款类别，如纳入同业存款、大额存单、现金类理财，可消除大型银行套利空间。

　　3．资金在金融体系内空转派生的货币。近年来，在经济新常态下，金融行业产值增速并没有降下来，金融行业附加值增速超过GDP增速，占GDP比高达9%，部分金融行业超常繁荣，存在发展过度、风险个案频发现象，潜在风险还在积累。主要表现在大量金融交易在体系内部完成，资金自我循环或空转。金融创新行为也非常活跃，有的创新超前于法规和监管。

　　由于实体经济投资回报低于在金融体系内部和表外加杠杆交易的回报且风险高，金融体系有足够的动力在监管松弛状况下、以市场化名义下绕开分业监管的樊篱，开展跨市场的创新活动，这类创新交易在日益膨胀的金融资产供给和广义货币派生中难以监测和管控，短期的监管风暴并非解决这一货币变量最有效的解决方案。

　　从鼓励创新和发展的路径切换到加强监管、治理乱象[ 包括部分国企债务、地方债务、房地产泡沫、影子银行、外部冲击、违法犯罪、杠杆率高悬和流动性风险等，风险点多面广、乱象丛生、整个金融体系的脆弱性在增大。]很有必要，但强堵不如疏导，除了加强前瞻性的立法和监督外，多数经济体的做法是引入监管沙箱和道德约束，提倡金融行业自律、市场自律和企业社会责任感。

　　4．促使M2低速增长和结构优化成常态。最近，M2增速创历史新低，但流动性并没有受到影响，整体好转且结构优化。部分结构缺口可通过存准手段调整，常态性交易性工具如主要针对大银行的融资便利，可逐步退出。降低M2增量仍存有空间，今后一段时期少总量少增加或负增长可能成为常态。

　　第二，防范和化解财政金融风险问题。当前，财政风险与金融风险并存，且相互交织。借鉴境内外经验，我国政府只要关注到“灰犀牛”的存在，在财政金融政策支持和行政资源管控下大概率不会成为现实。近期来，贸易顺差持续增加，人民币汇率持续小幅升值，汇率贬值、资金外流的“灰犀牛”已经隐去。我国有足够能力管控各种可以预测的风险的缓释出来，并发生防止系统性风险。

　　1．维持房地产价格的合理韧性。我国庞大的人口基础、有限的国土资源、偏好储蓄和房屋置业的历史传统，决定房地产价格泡沫的弹性无论是过去还是未来都比其他经济体的大。即使挤除货币总量水分和优化结构、供需两端控制、发展租赁市场、改革和开征房地产相关税种，在首次置业、改善、人口城市化等刚需托举下，房价总体不会暴跌，短期内价稳量跌，长期价格韧性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