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财政金融体制改革创新也需要协调节奏。进入新世纪，总体上金融创新层出不穷，金融市场体系日新月异；除了通过债务融资弥补预算赤字和投资缺口、分税制后自发形成土地财政，其他财政创新乏善可陈，有的创新如地方融资平台带来的隐性债务可能恶化部分地区的金融风险状况。财税改革和国企改革滞后。一味追求经济增长，政改停滞，维稳侵权，忽视民生及法治建设，导致财政资金错配、国企资金使用低效等问题没有根本缓解。当下，应重点研究鼓励什么样的财政金融创新，实施何种监管方式。

　　四、新视野：应在财政金融综合平衡中引入国债和房地产

　　除货币因素和货币总量外，鉴于国债和房地产在财政金融体系中的属性、地位和作用特殊，在财政和金融的政策搭配和平衡中引入这两个变量，可作为宏观经济金融调控或社会资产负债表优化配置的重要载体。

　　1．国债和地方债务。时至今日，财政预算赤字融资活动对金融市金融部门需要进行供给侧改革和用重典治理乱象，财政预算范围内的部门也一样需要进行全面的结构性改革和接受人民监督，各种财政乱象同样需要重拳出击。场的影响越来越大，财政资金与社会资金特别是金融资本的互动相当频繁。

　　国债、地方债券为金融市场提供了数量可观的交易性资产，市场参与者特别是金融机构除获得利息外，还将之作为流动性和担保的高品质来源。由于国债和地方政府债务兼有财政和金融的双重功能，已成为财政金融关系平衡或协调的核心要素之一。

　　2．土地财政金融化。土地是一项具有财政和金融功能的资产。土地财政化是我国上世纪末分税制改革后地方自发性开展的重要创新。土地金融化包括通过活跃的房地产市场吸纳社会流动性，为金融交易（包括政府融资）提供合格担保品，也是市场化导向的金融创新。土地财政金融化为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提供了难以替代的积累资本。

　　3．国际收支和外汇储备或外汇占款。改革开放后，经济金融领域越来越关注的外汇的财政属性没有弱化反而强化。总体上国际收支和外汇收支处于失衡状态，经常性项目与投资项目长期保持双顺差，导致外汇占款持续增长，引致差不多同等规模的人民币基础投入，造成社会流动性超出内需和投资需要，居民储蓄意愿长期居高不下、内需增速低于经济增速的情况下，只能一方面增加美国国债投资，另一方面增加境内投资，以保持货币总量和结构的弱平衡。

　　可以说，除了四万亿大刺激外，外汇占款规模增长是货币超发的根本性原因。

责任编辑：陈永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