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救楼市，跟你有关系，对别人来说也是不公平的。比如，政府拿税收补贴楼市或车市，为什么这笔钱不给家具、电子、农业、互联网呢？为什么不用这笔钱来补偿新冠肺炎患者？为什么不用这笔钱来补偿因疫情破产的企业主、因疫情失业或被降薪的工人？

　　目前，中国有些领域的公用用品投入巨大但效果有限，比如反复挖路，浪费惊人，给市民带来不便；有些领域的投入则奇缺，比如基础教育。

　　二、到底该不该救楼市

　　市场竞争，不支持公共契约，不支持大多数人的利益，甚至不支持民主投票，只支持个体的私人利益。

　　疫情对地产的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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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如，从2016年到2018年，中梁控股，销售规模从一百亿跃升为千亿，挺进地产前20强。

　　他曾经写过一篇反讽文章叫《蜡烛制造商关于禁止太阳光线的陈情书》。这篇文章说，阳光照射在地球上以后，蜡烛工人的工作减少了，所以蜡烛商希望国会议员阻止大家使用阳光。

　　三、逐渐降低利率，进而实现利率市场化。

　　目前，中国的利率水平太高，需要逐步降低利率，然后推动利率市场化。但是，这一过程不能“放水”，具体做法可以收回更多的基础货币。

　　终结高周转，深层次的压力在银行和政府身上——金融风险、政府债务风险以及土地财政。

　　巴斯夏认为，国家不能补贴高雅艺术。他的理由是，当国家用纳税人的钱去补贴高雅艺术的时候，那些钱就不能用到别的地方去了，就肯定有人在别的地方受损了。

　　2019年，中国政府部门杠杆率为51%，居民部门杠杆率为52%，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为154.5%。

　　事实上，SARS后，中国政府投资了7.3亿，建立了一套“全国传染病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监测信息系统”，但是这套系统在这次疫情面前没有任何作用，甚至很多地方医院根本就不知道或不会使用这套系统。

　　二、救市，重在公共用品。

　　二、刺激楼市导致中国在贸易摩擦中更加被动，阻碍进一步改革开放的大局。

　　接下来，我要说的是，尤其不能刺激楼市。为什么？

　　目标明确，货币政策执行变得公开、透明且有效。当通胀抬头时，紧缩货币；通缩时，扩张货币。

　　中国地产业高周转提速，大概在2015、2016年开始。当时，中国刚刚全面启动“供给侧改革”，全国房地产进入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的关键阶段，楼市调控升级，市场走势扑朔迷离。

　　先看货币系统，货币系统缺乏独立性，央行服务于宏观经济目标，政府刺激经济便找银行。这样，货币闸门守不住，源源不断的资金，流入基建投资、房地产投资、央企投资，而私人企业融资成本很高。

　　一是供给端产能过剩，需要快速出清。

　　房地产高周转，是一种“大而不倒”的商业逻辑，本质上是一种金融逻辑。

　　浙商银行也放大了购房杠杆，将非“限购”城市的首套房首付比从原来的三成调降至二成。

　　这才是深层次的“救市”。

　　这种直接补贴楼市、补贴高层次人才的做法，令人感到困惑：财政税收到底该用在何地？救助穷人，还是补贴精英？补贴购房者、开发商，还是无立锥之地的穷人？

　　疫情爆发初期，疫情信息未能流动，市场没有接收到信息，导致供给系统失灵。当疫情信息公开后，政府接管、严控，市场被迫中断，企业猝不及防，打乱了企业主的预期。

　　威廉·配第在谈到如何才能更好地征税时，提出了另外一种办法：从英格兰和威尔士的全部土地中划出大约六分之一的土地，大约四百万英亩，作为国王的领地。国王收取地租，大约为两百万镑，作为税收以支持公共开支。

　　如苏州的土地新规，取消现房销售和封顶销售的限制，试图促进地产商快速“回血”。

　　高周转模式，极限压缩从拿地、建设、去化到资金回笼整个周期时间。开始是万科提出来的，即万科5986高周转模式：拿地5个月即动工，9个月销售，第一个月售出八成，六成产品必须是住宅。

　　高周转，相当于快速地将地产推入金融高速轨道，即利用最少的时间，最大的杠杆，把规模做到最大。其实，这是一种无限接近“空手套白狼”的玩法。

　　文 | 清和  智本社社长

　　政府建设公共用品的经济学逻辑是，降低市场的交易费用。完善的公共用品及高效的公共服务，才能最大限度地降低市场交易费用，有利于企业提升科技水平，有利于国人提高收入水平，从而更好地抵御不确定性的冲击。

　　这次疫情来袭，民间对经济忧心忡忡，主要还是因为政府有钱、央企有钱、极少部分人有钱，但是大部分国人现金及资产有限。

　　三、救市，重在改革开放。

　　威廉·配第认为，国有地租等同于纳税，那么民众就可以免税，或减少纳税。他说，这种方法比较适合新的国家，比如爱尔兰。如果爱尔兰实施这种办法，那么任何在爱尔兰购买土地的人就都不必再缴纳原本英国缴纳的免疫税。

　　为什么？

　　政府救市的目的是，修复企业及家庭资产负债表，帮助市场恢复正常的供给系统，帮助企业主重构市场预期及信心。

　　很多人会问，地产商赚了这么多钱，难道扛不过这几个月吗？

　　这次疫情给我们一个大教训是，在市场时代，任何一个机构都无法驾驭如此庞大复杂的资源配置系统。

　　具体建议如下：

　　那么，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美联储及联邦财政部救助两房、花旗银行、美国国际集团等又是怎么回事？

　　近些年，中国房地产已演化为一种高周转、高杠杆的金融项目。

　　我们国家所有的土地，都是国有性质和集体性质（远超配第所说的六分之一），还有数额惊人的国有资产，每年出售土地的收入以及央企的利润惊人，仅烟草公司的利润就达万亿之巨。

　　我们还看中梁，中梁的扩张资金主要来自信托、资管——一个叫忠信资本的资本运作平台。去年中梁招股书数据显示，截止2018年底，中梁还有109个信托或资产管理计划尚未偿还，总额达到147亿元，占借款总额约54.5%。

　　本文以疫情之下的楼市新政为切入点，分析疫情对楼市的冲击，政府该不该救楼市，以及公共政策该如何合理“救市”。

　　这一政策转向，对房地产供给来说意味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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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难以被发现的是，人们使用阳光，不需要这么多蜡烛工人，这些工人也可以干别的工作。只是具体的别的工作，不容易看到。

　　一、明确央行的目标。

　　苏州的土地新规，取消现房销售和封顶销售的限制，这其实很明显地在支持高周转，促进地产商快速“回血”。

　　每次灾害来袭，政府应多向市场让利，向国人让利。国人手上有钱心中不慌，也不给政府添乱，藏富于民才是抵御经济危机及不确定性的灾害的良策。

　　这就相当于负重快速奔跑过浮桥，是停不下来的，一旦停下来则掉进河里。一旦销售终止或销售快速下降，新项目融资成本高企，同时支付利息的压力巨大。

　　目前，中国的宏观杠杆率已经超过美国，接近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这意味着中国未富先“债”，经济增长过度依赖于债务。

　　其实，消费者本来可以免费使用阳光，如今却要花钱买蜡烛，这无疑是用消费者的损失来填补蜡烛行业。

　　一是负债率上升，泡沫风险更大。

　　什么意思？

　　很多小型地产商，陷入流动性困境，不得不压缩产能，快速“回血”求生。

　　房地产，是一个地方性极强的行业，地产商只能避重就轻，攻击三四线城市，借棚改货币化之势，在三四线城市攻城拔寨，全国房价应声上涨。

　　当时，“跑步进入行业前30，否则死掉”，成为业界的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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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解决这个问题的最好办法是，打破行政垄断，引入竞争机制。商业银行也好，地方国企也好，都面临市场竞争，自然向效益看齐。

　　西方国家的央行目标非常明确，如欧洲央行、澳大利亚央行、加拿大央行、日本央行的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通胀率。美联储有三个目标：通胀率、就业率及金融稳定。

　　比如说，通过民主投票，即使多数票赞同救楼市或救某一家企业，也是违背经济规律的。即使救助某一企业或市场，表面上利好于大多数人，但也是不允许的。因为这样做，短期损害了那些被忽视的少数人的利益（少数人的利益同等重要），长期则不利于所有人的利益（社会福利的损失）。

　　如河南驻马店下调首付比，公积金贷款首付比从30%下降到20%，这相当于将购房的杠杆放大到了五倍。

　　2016年，资管业务监管政策密集出台，过去三年的资管大潮快速退潮。资管新规落地后，小型地产商通过资管、私募融资的渠道大幅度缩窄，融资成本攀升。

　　过去一年多，中国楼市的调控主旋律是稳房价、稳地价、稳预期，严控信贷资金流向楼市。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表达过类似的观点：所谓有益的补贴是有害的——尤其是对比较贫穷的阶层人士来说——其有害程度甚于任何一种对生活必需品的沉重课税。

　　所以，我们现在要做的，不是采取什么样的货币政策，而是改革货币制度。

　　如今只要发放货币能度日，刺激楼市能保增长，则无决心启动真正的改革，导致改革拖而不决。

　　这里的核心问题是，货币是私人契约还是公共契约？

　　救灾与救市是两回事，干预市场与建设公共用品也是两回事，救灾和提供公共用品是政府的主要责任。公共财政，应该用在公共用品上，而非市场补贴上。

　　我们习惯于站在集体的角度，民族大义的角度，国家利益的角度，支持救楼市，等于稳增长，等于救经济，等于救每一个人。

　　如果自由竞争诉诸于民主规则，其实属于“多数人的暴政”。奥派经济学家哈耶克有一个著名的观点，民主是保障自由的工具，但是不是自由竞争的规则。

　　若继续刺激楼市，房地产将进一步吸收中国家庭的现金流，负债率进一步上升，其实是用一个更大的泡沫覆盖原来的泡沫，试图将风险往后推。

　　三是贫富差距扩大。

　　其实，这种观念，不但错误，而且富有欺骗性。

　　所以，刺激楼市可以给经济带来规模，但却无效益；给一部分人带来财富，但给另一部分人带来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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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评论

　　货币政策目标只服务于货币价格稳定本身（如通胀率），而不服务于政府、企业或任何组织的利益，其实就是最大限度地保持央行系统的独立性。

　　打破垄断的改革动力来自哪里？

　　三、政府应该如何救市

　　我们再来看这家公司的负债率变化：2015年为1335%、2016年为1790%、2017年为339%、2018年为58%。

　　有人说，保楼市，是保信心。刺激楼市保增长，如抱薪救火，何来保信心。对有识者而言，这种观点，属掩耳盗铃、自欺欺人。对无识者而言，这种观点，如谎报疫情，属瞒天过海、糊弄国人。

　　通常，经济正常波动，政府不需要救市，更不能深度介入市场。但是，这次不一样，因为疫情的突然爆发导致市场中断，这并非“正常”的经济波动。

　　那么，楼市非救不可吗？

　　那么，政府手上的钱，该怎么用呢？

　　二是投资边际收益率持续下降。

　　什么意思呢？

　　受疫情冲击，信贷资金流向楼市的闸门在松动，降低首付比的口子打开，这些政策其实是在增加经济杠杆率。

　　怎么改革？

　　威廉·配第说：“如果一个国家平时就把地租的一部分以征收土地税的形式留给国家，而不需要对国民征收临时的或突然的税收，那么，这个国家一定是一个幸福安康的国家。”

　　只有掐住了“钱袋子”，财政过“穷日子”，政府才能告别土地依赖和信贷依赖，进而想办法推动改革，想办法搞好经济，提高税收收入，提高国企经营效率。

　　货币系统的问题，不是数量问题，而是结构问题——旱的旱死，涝的撑死。

　　货币作为公共契约，货币政策作为公共政策，任何为了非公共利益的“倾斜”，都可能带来巨大的利益“输送”，导致贫富差距扩大。

看全文

　　2018年，央行与财政部“掐架”，“央妈”实在忙不过来，忙到最后货币政策被“掣肘”。左右为难之下，只希望“财爸”能够积极一点。

　　理论上，货币政策目标只能服务于货币价格稳定本身，不能服务于任何宏观经济目标（欧根货币目标优先理论）。通胀率作为单一制目标，其实是抓住了货币的本质。

　　于是，大型及中型地产商攻城略地、速战速决，将高周转玩到极致。

　　要不放大杠杆，快速跻身前30强，迈过千亿大关，依靠规模与商业银行、地方政府形成利益共同体。

　　人性相通，能靠颜值（印钱）混日子，谁愿意打怪练级（改革）。

　　为什么？

　　原因有三：

　　政府应该如何“救市”？

　　第三，财政出钱、央行买单的模式，不是救市，而是加剧风险，拖延问题。

　　表：各大城市土地财政依赖度，来源：网络公开数据，智本社

　　政府需要尽可能地将更多的钱还给市场，让市场去支配钱，才能创造更多的财富。

　　央行与中央财政逐渐独立。

　　因为政府性基金收入、国有资本经营收入这两部分存在，企业及国人上缴的税费应该大幅度下降。只有这样才能降低中国的宏观税负，真正做到让利于民。

　　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是，开放倒逼改革。

　　目前，银行系统和财政系统表面分开、实际关联。这种制度存在诸多隐患，政府借钱太容易，增加债务风险和金融风险，降低施政效率，挤出私人投资。

　　根据财政部与国资委制定的管理办法，中央企业红利的上缴分三种类型：烟草、石油石化、电力、电信、煤炭五个资源性行业，上缴比例为10%；钢铁、运输等一般竞争性企业上缴比例为5%。

　　还有浙江杭州抢人才、救楼市两不误，A类高层次人才最高可享受住房补贴800万，B、C、D类人才分别给予200万元、150万元、100万元购房补贴等。

　　一、疫情对地产的冲击

　　二、经济杠杆率快速上升，地方政府、家庭以及房地产企业的负债率快速上升。

　　END

　　二、银行系统与财政系统逐渐独立。

　　目前，中国经济杠杆率属于什么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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