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公共性质，与前面的私人契约就形成了冲突。危机爆发时，美联储就陷入两难，如果不施以援手，其实是违背了最初成立的契约，也不符合最后贷款人的定位；如果救助联储银行及大型企业，则侵害了公众利益，相当于用公共资源补贴私人企业。

　　其实，这不是少数人利益、大多数人利益的问题。这里面包含了一个深刻的市场理论，那就是私人契约。

　　如果释放货币，刺激楼市，泡沫增加，会促使资产及货币贬值的压力增大，影响汇率的稳定性。这时，若逐渐开放金融市场，资本外流和汇率市场的风险难以预料。

　　市场竞争的基本原则是公平竞争。救助了一家犯错误的企业，实际上是在惩罚许多决策正常的企业。救助一家企业，其实是破坏了市场规则，破坏规则的代价却是全体国民来支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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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任何打着公共利益的救市政策，都值得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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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在300多年前，古典主义先驱威廉·配第就在其著名的《赋税论》阐述了这一方法。

　　疫情对楼市的打击，“颗粒无收”事小，终结高周转事大。

　　根本上，经济学家需要反思白芝浩原则：央行作为公共机构，货币作为公共契约，为特定利益群体承担“最后贷款人”的角色，其实是违背市场规则的，即使经济学家一再将这一施救的程序变得更加严谨、“正义”。

　　这种行为也是违背经济规律的，在美国同样遭受诟病。

　　上面政府让利和公共用品建设的钱，都应源自财政系统，而不能是银行系统。为什么这个钱只能财政出，不能银行出？

　　这是一个不可回避的经济规律。

　　开放！

　　真正的救市，不是救某个产业、某个市场、某家企业，而是重新划分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利益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