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开放的表述提到“推动由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向规则等制度型开放转变。”去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表述则为“有序放宽市场准入，全面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模式，继续精简负面清单，抓紧完善外资相关法律，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具体表现在“允许外资在更多领域独资经营”等制度开放。

　　前面强调了竞争政策，这里的制度型开放同样体现了外资和中资的竞争中性原则。

　　关于开放的表述另一方面体现了决策层对于解决贸易争端的努力，“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变为“保护外商在华合法权益特别是知识产权”、新加入“积极参与世贸组织改革，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以及“要落实阿根廷中美元首会晤共识，推进中美经贸磋商。”

　　我们预估贸易摩擦短期和局部缓解的可能性在上升，但贸易摩擦的解决由人不由己，中美冲突不仅仅是贸易争端，深层次是美国对中国和平崛起的“应激反应”，贸易摩擦长期化以及不断反复是更可能的路径。

　　稳就业更加突出

　　就业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上，2017年对于就业的表述是“注重解决结构性就业矛盾”，强调结构性矛盾，2018年扩写对于就业的要求：“稳就业摆在突出位置，重点解决好高校毕业生、农民工、退役军人等群体就业”，强调总量和结构的就业压力。

　　稳就业体现底线思维，稳增长才能稳就业，表明政策在“稳增长”和“调结构”不能兼得时优先“稳增长”。

　　房地产：重提房住不炒

　　在2018年10月、12月两次政治局会议均没有提及房地产政策问题，但201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重提“房住不炒”，体现中央决策的定力，短期内全局性房地产调控放松空间不大，未来需要进一步观察稳增长压力。

　　首提“夯实城市政府主体责任”，在“因城施策”的指导下部分城市的房地产政策可能出现微调，但是根据我们之前的判断，居民加杠杆空间不大，就算出现房地产放松，其政策效果可能也不一定明显。

　　政府行为与绩效约束

　　2018年政府经济工作会议扩大了地方政府的财政余地，由“压缩一般性支出”，变为“较大幅度增加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规模”。

　　政府职能方面，2016年“产权保护制度建设”、2017年“亲清新型政商关系”，到2018年“营造法治化制度环境”并且“切实转变政府职能，大幅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政府职能改革表述的力度明显，目的明确。

　　风险防范方面，稳妥处理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措辞显然较之前有一定的余地。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预估进入相对可控状态。

　　总结

　　本次会议共告行文在稳增长上基本与市场主流预期一致，具体回应市场关切，字面上看最大的变化在于改革力透纸背，通篇强调“向改革要动力”。

　　面对周期和结构问题共存的局面，既要稳增长又要调结构，这既是客观现实，又是监管长远之策。面对百年不遇的变局，未来仍充满考验。

　　就如同我们在此前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中点评：

　　我们当前走在一个新旧交替的时空状态，既要定力，又要突破，外围的约束、内部的制约，全部演化为今年复杂的经济金融形势，明年这一方面可能更为严峻，高层对此有着明确而清晰的认识，解决问题的思路也是十分明确，尽力扶持新动能，不会简单走老路。

　　在这样的环境中，虽然稳增长将延续7月政策转向以来的惯性，经济目标被要求保持在合理区间，预计6%应该是下限，但是整体上应该仍然是底线不断被挑战的状态。

　　在这一状态中，金融市场需要客观看待当前的阶段是历史的结果，是必须经历的一个战略挑战，合理评估未来不断加码稳增长和刺激内需包括改革开放的效果。

　　2019年对于我们而言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这个过程复杂多变，可能会持续相当长的时间，在这个过程中，稳货币是前提，宽信用是目标，但是既要又要的政策诉求下，新旧动能转换中，可能信用的总体扩张仍然有限，一个部分出清的局面基本已经清晰。

　　改革都是倒逼出来的，短期转型的阵痛虽然难免，但是毕竟还有希望，从政策导向来看，债券市场依然充满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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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HN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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